西欧市民阶级之所以从一开始产生就展开了反封建斗争，并在它还很弱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夺得了独立自主权，这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当时西欧政治混乱，封建割据严重，封建主之间矛盾重重，王权没有多少实力，全国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没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职业兵军队进行统治，封建政治力量相对弱小；同时，封建主由于各自政治经济势力的差异，对城市的态度也互不相同，这就给城市在斗争中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客观条件，是有利于城市争取自治权并取得斗争胜利的。
    第二，城市居民的主要成份是逃亡农奴，他们本来是马尔克公社成员的后裔，当他们还是庄园农奴时，对马尔克公社的许多传统习俗还十分熟悉，记忆犹新，当他们逃出庄园、建立城市转化为市民后，就很自然地把农村马尔克那套制度和习俗带进了城市，从而给城市居民的团结战斗，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组织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西欧封建时代早期的农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村马尔克的马尔克制度，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濠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18）
    第三，西欧封建主在自己的庄园领地上拥有“特恩权”，即可以独立行使行政，司法、税收等特权，国家的官吏不得进入封建主的领地行使上述权利。这在分裂割据的西欧，使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的领地都成了具有国家职能的“独立王国”。这种情况，无疑也给在封建土地上产生的城市为建立独立自主权，提供了一个可供效法的榜样，从而把“特恩权”的形式和内容溶进了自治公社。因此，从实质上看，城市自治权也是一种“特恩权”。不同的是，封建主的“特恩权”是独立于封建王权的，它是封建分裂割据的基础，限制和削弱了王权，加剧了封建混战，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而城市公社的“特恩权”是独立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它培养和锻炼了市民阶级奋发向上，勇于争取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斗争精神，保障了工商业的发展，繁荣了商品经济，为国家结束分裂混战、走向统一集权提供了物质条件，并进而使城市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巨大经济中心。
    三
    城市自治权是西欧封建制度迅速解体的重要根源。它使城市经济政治的发展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带来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引起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瓦解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
    城市不同于农村的最根本的标志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农村则是农业的基地。西欧的封建城市是以发展工商业为先决条件的，最初逃亡到城市里的农奴，都是手工业者，他们开始也是商人，自产自销。但是如果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就不能自由生产或到处经商，因为人身自由是从事工商业活动必须的先决条件。通过和领主斗争，使他们较早地获得了人身解放，城市自治公社建立后，又从行政上、司法上保护着他们的这种地位，这就使城市小生产者有较大的独立性、充分的安全感和较高的劳动兴趣，因而促进了技艺的钻研，工具的改进，经验的积累，技术的传播，使手工业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活动不断扩大，于是在城市中出现了不从事生产而专门经营产品交换的商人。商人阶层的出现，是引起封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起点。因为随着商业贸易权集中在商人阶层手里，随着商人所促进的同近郊以外地区通商的扩大，便逐步打破了闭塞的自然经济的壁障，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这就为国家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集权创造了物质前提。同时，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使用。随着货币的流通，钱商行业大为活跃，早期银行业和高利贷也应运而生。高利贷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是瓦解和破坏封建制度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19）
    商品货币的发展，直接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使农村逐渐卷入城市商品交换的经济漩涡之中。封建主为了购买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精美手工业品和从东方运来的奢侈品，极需大量的货币。于是，一部分领主加强农奴制，扩大自营地，缩小农民份地，强迫农奴担负更多的劳役，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运往市场销售，换取货币。如意大利西北部和南部、英国东南和德国的许多大封建主就是如此。也有部分领主向农奴征收更多的实物，提高实物地租额，以便去市场上换取更多的货币。但更多的封建主则是把劳役地租改为货币地租，进行所谓“换算”，在换算中提高地租额。随着“换算”，开始了“解放”农奴的过程。所谓“解放”，是农奴用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赎买了与农奴身份有关的几种义务之后获得的。在赎买时，要立一个契约，写明赎买的条件和农奴应交的货币租额，而后农奴即获得了人身自由，并有了买卖土地的权利。地租形态的改变，使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驰，变成一种简单的金钱支付关系。所以马克思说：“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关系的形式……也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20）因此，货币地租出现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农奴制崩溃和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瓦解的过程。
    城市自治权不仅在经济上瓦解了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且在政治上冲击了封建体系，改变了封建统治的政治结构，使市民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瓦解或破坏了封建制度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