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元璋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而且涉猎十分广泛，诸如兵书与天文星占、四书五经、史书等，无所不读。
    兵书与天文星占战争环境，首重兵书。元璋后来成为一位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对经典兵学不仅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苦学活用，出神入化，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功告成，元璋与刘基坐在奉天门回顾讨论兵事。元璋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刘基说：“臣得侍左右，每观庙算（朝廷制定的战争谋略决策，这里指元璋的决策），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这话也并非全是出于恭维。刘基还说：“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其所难也。”元璋对自己的这个特殊之点，并不谦辞，说：“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陈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何暇论古法耶！”（15）就象疱丁解牛，一切因情就势，顺其自然，一切依变化了的环境条件而转移，若无师承，若无成法，而一切不悖于经典，不悖于成法，这才是大手笔，大局器。如此的圆通精到，它的前提就是纯熟，就是对古训古法运用自如。它表明元璋对兵学经典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
    元璋在决策中，在谈话中，经常引证《孙子兵法》。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攻陷太平，直扑应天。有人劝元璋亲自率舟师西上，争夺太平，抵御陈部。元璋分析了战争奇正变化形势，认为不妥，说：“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集庆，南京），半日可达，我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纵能得达，‘百里驱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因而决定以反间之计诱敌深入，以奇兵破之（16）。《孙子兵法·军争篇》谓：“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百里驱战，疲于奔命，正是《孙子兵法》的活用。
    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鄱阳湖一战，陈友谅授首，太师张定边拥陈友谅次子陈理逃奔武昌。此时朱元璋并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歼敌，而是对他围而不打，率主力返回了应天。直到第二年二月，元璋才再次督师攻打武昌。对这个行动，当时和事后许多人都不理解。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武昌举城投降。元璋就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作了解答，说：“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以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法所谓‘穷寇勿追’。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防其奔逸。料彼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复敢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17）”“穷寇勿追”见《孙子兵法》之《军争篇》。在这里陈理破胆如惊伤之兔，乘胜逐之，似无不可，元璋坚守“穷寇勿追”好象有些“拘守古法”。但是如果从全局考虑则并非如此。鄱阳湖一战，元璋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吃力，损伤相当惨重，部队相当疲惫。勉强追击，徒使陈理作困兽之斗，增加自己的伤亡。再说，还有东方张士诚的虎视眈眈，以逸待劳。因而不如回师休整，巩固腹心，方为万全之策。这正是熟读兵书，似拙而巧之处。
    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被平定，商议北伐大计。刘基根据当时的一路奏凯，士气振奋的情况，认为可以“乘胜长驱”，直下大都。这是普遍心理与认识。元璋却说：“元朝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可不战而克，然后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18）这是一个稳妥而绝妙的战略布署，极得《孙子兵法》“以迂为直”思想之三昧。
    元朝灭亡后，作为残元劲旅的王保保（即扩廓贴木儿）一直活动在长城以西和以北，大将徐达等在北方边境严兵驻守。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元璋就如何利用与提防降卒问题驰谕徐达：“尔诸将屯军塞上，为日颇久。军中动静，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此确论也。……古之智将，谋虑深长，有鬼神不测之机。朕窃为将军虑之。尔所率步骑，多王保保部属。当其来降，实迫事势，非出诚心。今随尔往征，其心有不可测，当以诚待之，宜亦以计提防。今王保保力势虽微，然多诈谋，必筹之万全而后动，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尔其勉之。”（19）多算，少算，无算之论，出《孙子·计篇》。为了与王保保斗智，元璋嘱付徐达要谨慎，要谋而后动，最好能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见《孙子·谋攻篇》）。
    值得提出的是，朱元璋学习《孙子》并不迷信孙子。至正二十五年（1365）正月，他同起居注詹同讨论《史记·孙武传》，对孙武教战以宫人试法，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太史公好奇之论。又认为孙子教战，未见对吴国有什么功效。他的结论是：孙子“《十三篇》恐非自作，抑亦有所授也”（20）。这应该是读书力穿纸背之见。不过，在建国之后，元璋致力于贱权术而倡仁义，便把军事学中的机谋权变一概予以批判，兵学之圣《孙子兵法》也就成了把子。说：“（孙）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21）这样地提出问题恐怕就是迁就眼前事变的违心之论了。
    作为一个帝王，耍一腔子恻隐，满肚皮仁义，这正是儒家的理想与期望，元璋也实在不能不应付这种环境。有一天，元璋同大儒宋濂讨论古兵书《黄石公三略》，寻章摘句，边释读，边发挥，兴奋地讲给宋濂听。讲到一个段落，宋濂说：“《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殿下留意讲明之。”元璋只好说：“我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22）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元璋对许多兵学经典相当熟悉。
    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军事家。他的成就，一靠实践，二靠悟性，三靠对兵书的学习领悟。还有，就是他对中国战例战史的熟悉。关于战例战史，放在下面经史学习部分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