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兵法与天文星占密相关联。天文星占实际成为兵学的一部分，许多大军事家往往就是星象学家。刘基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星象学深奥而神秘，需要专门指授，潜心观察研究。元璋对这门学问很下了一番功夫。洪武十年（1377）元璋回忆说：“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天文）者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23）照此推算，元璋学习天文当始于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前后，大约是向李善长学习，也可能是向“精象数之学”的陈遇学习。至正十八年（1358）南下皖浙，在兰溪获月庭和尚。月庭师事精通天文的朱得明，并向元璋献天文秘籍，很得元璋信任。在金华，元璋专门为他建造观星楼，并亲自登楼学习天文观测。（24）刘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星占家，自然也就是元璋最好的老师。元璋就星象与军政的相关问题经常向刘基请教，有关这方面的书信问答，在刘基的《诚意伯文集》中还有保留。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向陈友谅主动出击。刘基对将士们说：“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元璋也说：“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遂师发龙湾。（25）表明元璋在星象观测方面颇具自信。此次西进攻克了南昌，“谈祸福多奇中”的铁冠道人张中投奔而来。张中后来以玄洞法祭东风，协助元璋催舟西上解南昌之围，也成为元璋的天文师。（26）元璋学习天文星占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据载，他“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索天象，有达旦不寐者。盖上兼善推测，于天心无不洞然也。”（27）他在讲到自己勤民勤政时也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28）可见他夜观天象已经成了一种常课，一种习惯。长期的学习与观测，使朱元璋对自己的学习相当自信。洪武十年（1377）他对宋朝蔡沈解说《尚书》的《书集传》中关于日月五星运行方向提出疑义，并让儒臣根据他的意见编辑了一部书，名《书传会选》（29）这种与书生的学术论点较量长短的作法，正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独具心得。《书传会选》之外，元璋还命儒臣编了一部《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将十二分野星次分配于全国郡县，以供星相占卜之用。元璋对星相变化的留意历久不衰，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将星相所主吉凶驰谕边方大将和藩国诸王（30）。元璋在南京鸡鸣山建有观象台，高墙崇墉，门卫森严，对一般人悬为厉禁。元璋相信天人合一，相信上天无言以象示意，而他自己是可以熟练地领会上帝的旨意的。
    《四书》《五经》徐祯卿说：“太祖于军中喜阅经史。”这可以找到许多佐证。先说《四书》、《五经》。
    元璋与《大学》的关系，首见于《明太祖实录》卷6。元至正十八年（1358），元璋攻克金华，儒士范祖干手捧《大学》求见。说：“治道不出此书。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元璋接下去说道：“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31）表明元璋对《大学》五书有相当领悟。建国后，《大学》成为帝王之学的必读书。洪武三年（1370）二月初一，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至传之十章，“有土有人”，元璋发挥道：“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32）洪武五年，元璋对儒臣们说：《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岂可舍此而他求哉！”（33）洪武二十三年（1390）七月初二，又有记载：“上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同时发挥意蕴道：“《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人君修身而人化之。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34）这就不但是熟读了《大学》，而且很象是一个借端阐释的理学家。
    元璋对《论语》几乎是有暇必读。至正二十六年（1366）他命地方官访求古今图书，藏之秘府，以供阅览，并对詹同说：“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论语》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35）
    元璋与《孟子》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至正二十六年（1366）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讨论用人时曾说：“《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三代以上纯乎道德，三代以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许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昔，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36）这是把孟子当作一个神秘的预言家来尊奉的。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在白虎殿看到他的儿子们读《孟子》，对许存仁说：“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37）他还引据《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话，举用富民（38）。但是，在开国之后，却对《孟子》“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民贵”、“君轻”之类的话极为反感。洪武五年（1372）他边读边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能免耶？”时逢上丁日祭祀孔子，便命令罢除孟子配享，刑部尚书钱唐以死相争，又加上天象异常，才勉强保留了孟子陪吃冷猪肉的资格（39）。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元璋还是命令刘三吾对《孟子》进行了删节，共删除“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40）对《孟子》的肢解和愤愤，自然显出了元璋的专制，但也看出他对《孟子》沦肌浃髓地了解。
    元璋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至少都有过浏览。他与官员们谈话，往往信口引《诗》。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在讲到疏通言路时说道：“《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前后与我共事者？”（41）洪武二年（1369）他要求国子生兼习骑射，说道：“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尔等虽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洪武三年（1370）六月，元璋与群臣论元朝兴亡事，谓：“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何得乘隙而起，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42）其所引所据，如水到渠成，不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