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璋称吴王，强调礼法名分，便借孙权在驴脸上题字“诸葛子瑜”，批评孙权君臣戏狎不知君臣敬畏之道。（73）同年五月，他同宋濂、王祎等论及汉初为什么不能象三代那样恢复礼乐之治？说汉高祖创业伊始，礼乐未遑，汉文帝有其时而不为，周世宗则是无其时而为之者。（74）至正二十五年（1365）四月，他问孔克仁汉高祖取胜原因。孔克仁说：“由其知人善任使”。其实这话是刘邦自己说的。元璋另有分析，道：“高祖知项羽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总之是斗智不斗勇。（75）至正二十六年（1366）九月，他与侍臣评汉高祖与唐太宗优劣。侍臣知道元璋出身经历颇类汉高，而且处处模仿刘邦，以当今汉高祖自命，故而都说汉高优于唐宋。元璋说：“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五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怨丰之叛，而不封雍齿，不肯以丰为汤沐邑，则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规模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各为己用，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为优也。”（76）元璋据此说刘邦心胸不够宽大。附带说一下，朱元璋在处理发迹以前的个人恩怨中，确实是接受刘邦这个教训。人们知道，元璋和他的父亲曾在钟离西乡孤庄村作刘德佃户。刘德对他家很苛刻，特别是在元璋父母兄侄相继而亡的悲伤时刻，刘德拒不施舍一角葬地。待元璋称帝后，对此事并未报复，而是以德报怨，在赏赐了他的恩人刘继祖、汪妈妈一家之后，赐给刘德田30顷，免徭役10年。说：“尔之所为，亦恒情耳，不必问。吾贫时，尔岂知今日为天子也。”（77）这样做比起怨恨羹颉之嫂来，自然是大度得多，因而也聪明得多了。但就汉高祖与唐太宗相比，他更多时候还是扬祖贬宗。一次，他举刘邦听张良一言而销毁铸好的六国之印时说：“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又说：“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唐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78）
    元璋在许多场合臧否人物往往慧眼独具。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他问詹同：石勒与苻坚优劣。因石勒出身低微，类元璋，詹同不敢说他的坏话，便说：“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元璋说：“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战争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来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79）元璋的评论透辟而确当，可见其史识史断之高明。
    对于汉文帝，元璋赞赏他惜百金而罢营露台（80），又说：“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善。”（81）此亦为公允之论。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元璋同大臣畅论前后汉诸帝，当有人说到东汉明帝是聪明之主时，元璋说：“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他批评汉明帝往往屑屑于细故，未免苛察。（82）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他与侍臣观看古帝王画像，一边看，一边评论其贤否得失。至后唐庄宗，笑着说道：“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83）洪武十七年（1348）十一月，他批评君昏臣谀，说：“朕观唐虞臣君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污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84）陈后主、江总都是南京城的旧主人，元璋对短命的六朝往事自然更为关心。
    此外，元璋还批评过秦始皇、汉武帝求长生好神仙，（85）批评唐玄宗“内惑声色，外蔽权奸，虽田夫野老能言其必有祸乱，其蔽于聪明甚矣”（86）。还赞扬过汉光武善用人才，（87）唐宪宗果断兴师伐吴元济。（88）总之，对过往著名帝王的成败得失，是很关心很熟知的。
    由这些基本事实，可以看到，元璋对许多史籍都曾涉猎，它至少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陈书》、《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宋史》。《元史》是受元璋敕命所修，又是元璋所亲历的当代史，且经常以元朝之亡教育臣下，他还亲自指导皇太子学习《元史》，对《元史》则当更加精到。当然，上引史实以及大量没有引证的史实，并非完全出于“正史”，《通鉴》、《本末》诸书，其他典、志诸书，也可能是这些知识的来源。但《明太祖实录》在许多地方明确记载了朱元璋读《汉书》、《唐书》、《宋史》以及评论《史记》的情况。特别是《汉书》，从称帝前到他的晚年几乎是经常阅读。（89）元璋处处模仿汉高祖的榜样，《汉书》便自然成为他的教科书，以致对《汉书》中许多名人警句能够出口成诵。
    上面，我们是就明确引证的史籍史实择要略作叙述，以探讨元璋史学知识的范围。其实，就从《明太祖实录》记载说来，更大量的还是没有明言何史何籍而确乎是受了历史启示的那些事实。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出元璋对历史的真正理解和领悟。元璋是在士大夫们的启发诱导之下学习历史的。但是，恐怕是多数士大夫没有读懂历史，倒是朱元璋，由于他特殊的经历与环境所造就的对现实与历史的特殊悟性，才真正读懂了中国这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现实的航船，并把一切人，包括教给他知识文化的士人学子和帮他打下江山的功臣将帅，玩弄于股掌之间。关于这方面，只能另文叙述。
    除去所谓正史之外，元璋还读了哪些史籍，不好悬断。但据一些零星记载，还可以稍作补充。
    建国前，元璋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请读宋人真德秀《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衍义《大学》，是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部书。其编写方法是先经后史，以史铨经，史事的选择撮要举粹，很便于阅读与领悟，故而元璋一览之后，很是喜欢。开国前夕，新宫殿落成，元璋命儒臣把《大学衍义》这部书写在两庑壁间，以备朝夕观览。（90）又命儒臣为太子及诸王讲说此书。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四月，元璋依然提到此书的重要。说：“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多矣。每披阅，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91）此外，元璋还喜欢唐太宗的《帝范》，认为它“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92）也是帝王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