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被称为帝王的大经大法，是“宪章文武，祖述尧舜”达到三代之治的根本经典。洪武五年（1372），他摹仿理学家的口吻，对《尚书·大禹谟》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尧舜传授心法进行发挥，批评后儒讲虽精，而行事多乖（43）。洪武九年（1376）十月，他告诫群臣：“《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陵分’之讯。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群臣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44）这简直有点与文臣吊书袋了。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他对礼部臣说：“《周书》（按即《尚书》）有言：‘人无以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要求颁定奏章格式，申明天下（45）。为了表示对《尚书》的重视，令儒臣将《尚书》之《洪范》篇和《无逸》篇书写在殿壁，供自己朝夕观览。他还为《洪范》作了注。
    元璋读《易》论《易》亦见记载。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元璋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按：见颐卦）则论述发挥养贤、知贤与养民的关系（46）。洪武十八年（1385），元璋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当讲到《家人卦》，元璋说：齐家治国，其理无二。家治则国治。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天闺门之失（47）。可见《易经》是元璋与大臣们讨论的课题，也是大臣进讲的内容。
    关于《礼》书，由于重建礼仪制度的需要，元璋更下功夫学习。据《国初礼贤录》载，开国后，大封功臣，议立五等爵，元璋与宋濂在大本堂依据《周礼》和唐宋成法，通宵达旦商议讨论。他还就车制、服制、官制、丧仪等制度引据《周礼》和《仪礼》。
    元璋喜读《春秋》，特别是《春秋左传》。鉴于《春秋》是以鲁国史为纲间叙列国史实，“欲究其始终，则艰于考索”，于是命儒臣分国类编，而附以《左传》，赐名《春秋本末》（48）。元璋不仅把《春秋》当作经而且是当作鉴古知今的史来读。
    洪武朝还没有确立儒臣为皇帝定期阐发经书奥义的经筵制度。但仍不定期地为元璋解说《四书》、《五经》。这种解释象历代经筵一样，并不以训诂通解为形式，而是以提起皇帝对圣经贤传的留意与悦服为目的。所以在儒臣进讲之后，元璋常就经传内容加以阐释和发挥，很有点象学术讨论。宋濂、王祎进讲《大学》、朱善进讲《易·家人》，朱元璋的一番阐释如涌如注，切扣题意，俨然老儒说书口味，显示出对经书的精审与老道。
    读史读经之外，元璋更注重读史。在那个时代，史书不但有教谕意义，而且有着直接地启示与借鉴作用。可以说，谁对历史更清晰，谁也就对现实更明白。打江山是这样，坐江山也是这样。为己谋是这样，为人谋也是这样。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元璋对战史、战例、战将很下过一番功夫，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下面是从《明太祖实录》的大量记载中选出的几个例证。
    常遇春打仗号跳争先，飚忽凌厉，唯失之暴烈浮燥，勇而寡谋。元璋多次引古代大将的经验教训，予以规劝戒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派常遇春自金华北进攻打杭州。临行，元璋告诫道：“克敌在勇，全胜在谋。昔关羽号万人敌，为吕蒙所破者，为无谋也，尔宜深戒之。”（49）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兵围赣州，守将熊天瑞固守不降。元璋担心遇春硬打硬攻，更怕他城破杀降，于是派中书省右司郎中汪广洋前去作遇春参谋，并告诉汪广洋：“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以为国家用，一则为未附者劝。且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但享高爵，子孙倡盛。此可为法。”（50）围困五个月后，熊天瑞被迫开城投降，遇春果然不掠不杀，元璋很高兴，便遣使持谕褒奖。谓：“今将军破敌不杀，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余深有赖焉。”（51）东汉初的邓禹与宋初的曹彬都以智谋远略仁武不杀名垂史册，在其他场合，元璋也多次提到他们。在这里用他们的事迹对遇春以则以劝勉，以则以褒奖，十分得体。徐达为开国第一员大将，为人恭谨持重，谋而后动，视民如伤，爱兵如子。且亲近儒生，常囊书自随。元璋给徐达的敕谕，常引古人古事作譬。洪武三年（1370）三月徐达率部西征，在沈儿峪与王保保对峙。元璋千里驰谕，要他不要以西北干旱而丧失对突然而至的雨水山洪的警惕。说：“昔唐裴行俭昼驻军平川，暮复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余，而军营无患，此其验也，将军其慎之。”（52）沈儿峪一战告捷，王保保仅携妻子数人仓促逃逸。然而左丞胡德济初战失律，按军法当斩。为谨慎起见，徐达将他械送至京，交元璋亲自处理。元璋于是遣使传谕徐达：“迩者浙江左丞胡德济临事畏缩，将军不以军法从事，乃械送京师，必欲朝廷治之，将军欲效卫青不斩苏建，独不见穰苴之待庄贾乎？且慢军功者悉归之朝廷，则将军之威玩而号令不行矣。”（53）
    元璋引据历史，多非虚构，而是谈到哪一方面情况，即能触动灵机。至正二十七（吴元年，1367）十月改天文机构太史监为太史院。元璋讲，他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蒙，天必垂象示之，故常加儆省。侍臣附合道：天高在上，其监在下，能修省者蒙福云云。元璋遂引宋景公以仁人之心改变荧惑守心和齐景公感应甘霖应时而至的史实，对侍臣说：“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54）同年十一月颁行大统历，他对太史院使刘基说：“古时以季冬颁来岁之历，似为太迟，明年以后，皆以十月朔进。”又说：“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辞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需各尽其心，必求至当。”（55）同月，元璋与侍臣论郊祀，说：“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役繁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余安肯用之。”（56）（慕容超号公孙五楼事见《晋书·慕容超载记》）。
    洪武四年（1371）七月，讲灾异祥瑞。朱元璋对丞相汪广洋说：“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至臣下诈为瑞应，至于天灾垂戒，则厌闻于耳。”遂举宋真宗为例证说：“宋真宗亦号为贤君，安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即三万余本。”有鉴于此，他命中书省，“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57）对各种制度沿革，元璋也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