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元璋说，治天下始理乱丝，凡事必精思而后行。他对刑法尤为关心。希望能做到民无冤抑，刑法轻省，以利百姓休养生息。接着引据说：“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得宜体之勿忽。”（58）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他劝勉大理卿周志清道：“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59）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劾奏胡昌龄等御史缄口不言是“心怀谲诈”，元璋斥道：“此何异张汤腹非之法。”（60）（“腹非之法，”张汤并未采用过，是元璋记错了）。
    元璋主张生财阜民，藏富于民，故而对历史上的理财家多有批评。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有人建议理财以纾国，元璋立即结合历史予以反驳。说：“人君为天下之主，当储财于天下。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天下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兢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61）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他再次告诫户部：“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并说：“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62）洪武十九年（1368）八月初二，他读《宋史》，见宋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一事，说：“人君以四海为家，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是犹为商贾者。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63）讲皇家内库私藏及宋朝财政，缕缕如数家珍，颇象一个老于掌故的人。洪武十年（1377）六月，临淄县丞建议“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还建议各官员有事当向皇帝面陈。元璋把这个县丞召来训斥一顿。说：“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肃而不进善也，汝言果导人君以善乎？汉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不至于得无私。’汝必欲面陈何也？”（64）
    对居官保禄、荐贤用人等事，元璋更留意历史的经验教训。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他对汤和等说：“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当保此禄位，传之子孙，与国同久。然须安分守法，存心谨畏，则自无过举。”接着便引证古事：“昔尉迟敬德见唐太宗危迫，单骑入王世充阵中，与单雄信力战，翼卫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与任城王道宗争长，击其目几眇，太宗怒，欲置之法，非群臣力谏，太宗肯惜其功而贷其罪乎？又如长孙无忌，文德皇后亲弟也，尝佩刀入禁门，监门者失于觉察，后请治以法，太宗特命释之。帝室亲姻有罪犹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谨其所守，则终身无过失矣。”（65）出于同样讽喻劝诫的目的，他要求功臣子弟读书明理，奉公守法。洪武十年（1377）八月，他对大都督府官员说：武臣“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询学问，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其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至夷灭，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66）
    在讲到大臣要勤劳王事尽职尽责时，元璋引宋朝范仲淹的例证，说：“昔范文正公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治？”（67）对翰林院近侍之官，他提出于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知无不言的要求，遂以唐陆贽、崔群、李张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为榜样，要他们效法。元璋用人重视举荐。认为举荐得人才有助于国家治理。他说：“观唐太宗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玄宗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为鉴矣。”（68）又举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不自胜，说：“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69）对地方治理，他认为更系于守令的贤否。他对吏部说：“如颍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70）显然，汉朝的黄霸、后汉的鲁恭这样的人是元璋心中理想的地方官。
    为了鼓励官员勤劳王事，元璋希望身边官员对他的赏罚予以监督。他说：“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征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71）
    元璋召见朝观教官，要他们谈谈所在郡县“民间疾苦，稼穑艰难”的情况。山西岢岚学正吴从权和浙江山阴县教谕张恒都说自己专心教学，无闻民事。元璋说道：岂有久居乡里，不与人交接，至少朔望休假并四时节序与朋友往来，当谈及民情世务，他接着作史实引证：“且儒者所学，皆圣贤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虽未际遇，其心常在朝廷。如伊尹耕于莘野，常以致君泽民为念，及出相汤，发其所蕴，以安天下。宁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荐于齐恒公，佐兴霸业。汉贾谊、董仲舒辈皆起于田里，上书数陈时务，论文得失。唐马固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进用，汲汲求见于君，欲行其所学。……又如宋儒李沆，为宰相佐真宗，日取四方水旱虫蝗盗贼等事奏之，同僚以为细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有所儆惧，不然则留意于土木、祷祠、声色、狗马之事矣。’此人君不问，尚且数将四方水旱等事日奏于君。……宋儒胡瑗为苏、湖二州教授，其教诸生皆兼时务治兵治民水利算数等事，当时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学不出，则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务不通，所训生徒虽有聪明贤才，亦为尔所坏。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辈所为，朝廷焉能得人？”（72）元璋这段议论如流瀑涌泉，从平民出身的商代名相伊尹，到宋代教育家胡瑗，先秦汉唐宋一路道来，条条缕缕，如数家珍。所引史籍，从《孟子》、《左传》、《史记》、《汉书》到《唐书》、《宋史》有六七种之多。在这种猝然遭遇未作任何思索准备的情况下，能就致君泽民教人育人这样一个很专门的题目广征博引，实在可以看出元璋对历史典籍的功力。特别是所引李沆的话，与《宋史·李沆传》大体相符，更可以看到他读史的精审与认真。
    元璋很留意古来帝王的作风行事，那自然是要从他们身上领悟许多方面的道理。领悟中的东西有些是不可言传的，也有些是借助历代帝王的评论达到讽喻教诲的目的。这后一方面也有些见诸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