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另一个重要论断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针对“四人帮”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的荒谬反动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⑨“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⑩“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1）
    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社会主义和生产力发展的联系。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他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1985年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第二，共同富裕，决不能导致贫富分化。1992年初在南巡谈话中，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的新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更加突出了生产力标准，不仅将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而且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摆在了首位。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个质的规定性中，无疑前者更具根本意义，因为共同富裕的实现，也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和基本任务既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就经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来说，就不能不落实为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同社会主义事业关系的基本思考，也就是关于现代化同社会主义事业关系的思考。它是贯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主线。
    在确定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时候，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12）“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3）“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14）
    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不仅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离不开现代化；另方面，他又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15）“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6）“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7）“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8）“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9）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20）
    针对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在总结经验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21）针对一些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拉丁美洲都有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达国家支援下，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现代化，他指出，“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22）“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3）只有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理解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理解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才能理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改革开放，“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国孤立地存在，必须紧密联系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同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相比较而存在，相借鉴而发展。也只有理解这点，才能理解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才会从动辄问姓“社”姓“资”的精神枷锁中真正解放出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贯穿着社会主义和生产力、和现代化关系这根红线。十四大肯定和重申了十三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进一步指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决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这就充分阐明了“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国现代史、在社会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
    二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历史性飞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产生巨大开创性成果，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第一次飞跃从1930年前后到党的七大，再到新中国成立，均经过了20年。第二次飞跃要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大约要到下一世纪的上半叶方能完成，其间又可分为若干阶段。十四大对第二次飞跃的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总结，对这一理论作了更系统、更严密、层次更高、理论性更强的新概括，是第二次飞跃的又一个新起点和里程碑。
    要达到“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第二次飞跃始于80年代并非偶然，它的历史条件是：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从1956年开始到80年代，已进行了二、三十年，既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面经验，也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这就为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提供了现实经验的基础。
    有比较才有鉴别。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时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24）。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标志--《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它们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