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经过了较长时间正反面经验的积累和比较。从党的八大到1976年的20年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的艰苦探索，既有天才构想，也有严重失误。它们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出现严重曲折，形成巨大成就和挫折并存，有益的探索和严重失误并存，既有力求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趋势，也有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中国实际的趋势，两者交替，错综而复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脱离中国国情的“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点，这就为全党思想转化，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极端重要性，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前20年的正反面经验，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正确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既是对过去有益经验的肯定和发展，又是对过去错误的否定和屏弃，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和创新。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生，不仅由于有了前20年的正反面经验，更重要的是还有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这就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硕果，而且是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硕果。这次飞跃开始于80年代，有其时代背景和国际社会条件。它是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百年经验总结的巨大成果，是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这样一个大思路、大视角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和认识上的飞跃。
    80年代世界处在大变化、大改组之中。时代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和经济的竞争；新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加深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因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同时也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更为突出；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已可以看出，本世纪的历史表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将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既和平共处又相互争斗的复杂情况下进行；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亟待人们去认识和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国际格局和秩序已经终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和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从时代新变化、世界新格局、中国新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实现“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开辟了人类争取解放的新纪元。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社会主义曾如日中天蓬勃发展，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打破了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60～70年代后社会主义各国逐渐走向僵化和停滞，90年代初更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交出现的这种历史逆转和曲折，并没有产生社会主义全盘演变的全局性效应，更没有造成社会主义的“终结”或“破产”，而不过是人类在走向未来社会主义的更广阔的洪流中的一个旋涡或暂时插曲。社会主义没有终结，正在寻求新的形式、新的思想，这正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所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毕竟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第三，1978年我党进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思想前提和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延安整风运动后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恢复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禁锢，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样，使我们从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某些教条主义理解中解放出来。
    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做到实事求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解放思想，也不可能锐意创新，研究新问题，创造新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达到历史性飞跃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第四，实现“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不仅需要成熟的客观社会条件，还需要充足的主观条件，需要杰出领袖人物和时代、民族精神的代表。他能够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这一杰出代表就是邓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