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在对婆罗门持严厉的理论批判态度的同时，在伦理和社会实践上也同样和婆罗门针锋相对。他认为，婆罗门把四种姓划分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人类虽然有四个种姓的划分，但人的本性和人的价值是平等的，应该对四种姓一视同仁，平等看待。释迦牟尼把他们这种平等思想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他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原始佛教的僧团，制定新的、和婆罗门相对立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他把他的组织的大门无条件地向所有不同种姓者敞开，不分贫富贵贱，高下贤愚，只要皈依佛法，愿为佛弟子者，皆可加入。他规定，凡加入他的组织的人，必须放弃他原来所属种姓，一律改从佛姓“释迦”，叫做“释种”（释迦牟尼的种姓）。任何种姓的人，一入佛教组织，便不受不合理的种姓制度的约束，即使出身首陀罗下等种姓者也可以和出身婆罗门种姓者平起平坐；一向被鄙视的贱民，此刻恢复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变成一个有平等权利生活的自由人。释迦牟尼这些典型反种姓制的作法和婆罗门教顽固地维护种姓歧视制的作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释迦牟尼这套批“梵”破“我”的缘起说和反种姓歧视的平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特别是他的缘起说仍有一点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不过，他这一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在于外在的因素--物质，而是在于内在的因素--精神。这就暴露出他这一理论的内核还是唯心论的，而这正是他的学说的致命弱点。因为他虽然在哲学上批判了《吠陀》和《奥义书》的“梵、我”唯心论，否定了大自在天创造人类四种姓的谬说，肯定了人的平等的价值，但他却把《奥义书》关于业报-轮回-解脱的宿命论全盘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从而造成他理论中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他虽然否定四种姓起源的神话，抨击种姓制的不合理，但他却肯定种姓制的存在；在某些地方，他还代表刹帝利种姓的利益在种姓优劣问题上不遗余力地和婆罗门决一胜负。总之，在反婆罗门的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中，释迦牟尼和他的信徒们是主要的力量，但毕竟由于唯心论世界观的局限，表现不够坚决，不够彻底；甚至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如业报和轮回问题），他竟和婆罗门哲学家站在同一立场。
    四、结束语
    如上所述的两种印度古代文化--维护不合理种姓制的正统文化和反对种姓制的非正统文化，在今天，前者依然占绝对优势，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后者早已奄奄一息，削弱到几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已从印度本土消失；耆那教只剩下为数有限的信徒。其他宗教、哲学派别不是为新兴的湿婆主义和毗斯纽主义所代替，就是完全消亡；它们的言论仅见于对它们的批判的文献；顺世论哲学正是如此。然而，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基础上，印度又产生了同样的相应对立的两种文化：一是维护婆罗门正统结合起来的非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究竟谁战胜谁，目前虽难预料，但从社会发展史和现代科学趋势看，后者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适应，因而终将占优势，似是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