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宗教改革的浪潮又涌入法国，特别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法国的影响较大。“路德在法国的第一个使者是他的著作，1518年开始运至法国，大量运至巴黎。1520年一个大学生写道：‘没有一本书比路德的著作销售得更快了’。”（11）“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越过了莱茵河，学生和商人把来自德意志的路德的著作当作每日之新闻，自巴赛尔运来的路德著作在法国到处可以买到，不满现状的人拿着新约当作革命经典。”（12）在德意志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影响下，法国于二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批新教徒和秘密的新教团体。他们主要活动于知识界、市民和工人群众之中。
    加尔文的青年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渡过的。他于1523年赴巴黎，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马奇学院和蒙太古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与人文主义的领袖、路德的拥护者尼古拉·柯普（Nicholas Cop）交往甚密，并深受其表兄、新教徒阿立威坦（13）的影响。1528年加尔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本欲深入研究神学，探索宗教改革，但恰在此时其父与当地天主教会团财产纠葛关系破裂，遂命其子改学法律。加尔文本人感到“父亲也许认为学法律足以致富”（14），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条通向财富和荣誉的更有把握的道路”（15）。同年，他考入伊拉斯莫和锐赫林（16）曾执教的奥尔良法学院修法律。他在此“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和该校师生中流行的探索精神所熏陶”（17）。他精心研究罗马法，吸取其精确性与严密性，尽力应用于其神学与伦理学的研究。1529年又赴布鲁日学院，受教于人文主义者阿尔西亚提（Andrea Alciata, 1493—1550年）和路德派的梧勒马尔（Melchior Wolmar, 1496—1561年），获益匪浅。1531年其父去世后，为了集中精力以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原文圣经，探索适应法国社会的宗教改革，他回到巴黎入法兰西人文主义学院，专攻希腊文和希伯莱文。此学院是以传播人文主义为使命而新建的大学，该校集中了当代法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东方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在学术观点上与经院哲学的中心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针锋相对。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从经院哲学家到人文主义者的转变，“开始献身于人文主义事业”（18），于1532年发表其处女作《塞涅卡的仁慈论评注》，书中把专制的定义解释为“违反人民的意志”。史学家们认为“这是他彻底的人文主义的证据”（19），并认为“这篇论文是伊拉斯莫式的人文主义的典型作品”（20）。1531年，他开始参与新教徒的活动，“1533年完成了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的转变”（21）。“加尔文之改信主要地是受了路德的影响，……他一生中虽亦受了别的影响，……但他自己却把真正重要的影响归之于路德”（22）。同年，加尔文曾为其表兄阿立威坦的法文圣经译本校订并写序言，十一月又为其友人、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和名誉校长柯普代拟就职演说，因演说词中“采用了伊拉斯莫和路德的语句，鼓吹教会改革”（23）和唯信称义说，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柯普被悬赏通缉，加尔文则被列入黑名单，于1534年被迫逃亡至安古拉姆（Angouleme），后来定居巴赛尔。在流亡期间，他获得一段集中的时间，探索适应法国的宗教改革的学说，并使其改革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他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以及路德和马丁、布塞尔的著作”（24），潜心著述，于1536年发表代表作《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其预定论学说，年仅二十六岁。
    二
    预定论（Predestination，又译作前定论）是加尔文的救赎理论，即尘世间的人如何才能得到拯救的学说。这是他继承保罗、奥古斯丁的救赎理论和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的思想，结合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的新的救赎观。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天命说”、“拣选说”和“呼召说”。
    加尔文的“天命说”是把上帝的意志视为绝对、永恒的天命，强调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体现于全部空间与时间之中。他提出：“万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统括……无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25），并举例说，“没有上帝的命令，任何风都不会刮起来”，“除了上帝确切的指令外，一滴雨也不会降落”，在人类历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的旨意管理下”（26）。加尔文在此强调“上帝的新的特殊的旨意”的目的在于说明当时法国社会的新变化，即封建贵族的没落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系上帝的合理安排，是天命。他说：“世上的秩序、理性、目的和必然性多隐于上帝的旨意之中。”（27）加尔文所以突出天命，说明十六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不成熟，需借助神力肯定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寻求神学上的肯定和批准。他为了说明上帝的绝对权威，还提出了与封建教会神学表面上似乎相似，而实际上有所不同的上帝观。他说：上帝并非“高踞天上，清闲自在地观察人世间所发生的事件，而是亲自掌握宇宙的枢纽，不仅用眼视察，还亲自动手，统治一切”。上帝非“好逸恶劳”，“空虚懒惰，昏昏欲睡，而是机智、有效、运用自如，和从事行动”（28）。形象地勾划出了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面貌。
    “拣选说”是加尔文根据《旧约全书》中犹太民族是上帝选民的说教，并吸收保罗与奥古斯丁的选民说，将其纳入他的预定论之中，用以解释世间人们命运的差别的神学理论。他提出：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默默无闻，而有的人却飞黄腾达，有的人身居高位，而有的人却抑居卑下？他解释说：根本的原因是上帝的拣选。被上帝拣选者，称为“选民”。对于选民，上帝时时决定赐与恩典，给以支持和保护，而未被拣选者则是弃民，将受到永罚。选民居少数，多数被上帝抛弃，成为弃人。某人一旦“被上帝拣选，其子孙亦必被拣选”（29）。加尔文认为选民资格的获得非由于个人的意志，也不在于个人的虔诚、善行和功罪，而是上帝的绝对意志所决定。他说：“参照圣经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经过深沉之考虑，才决定谁该获救，谁该毁灭。而且是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决定了的，对于上帝的选择和考虑，我们相信除基于他的恩惠外，完全是无理由的，那获救的，其获救完全与善行无关。”（30）他并且给预定论的拣选说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所谓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决定了世界上每个人的成就。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运不同，永恒的生命是为某些人预定了的，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31）加尔文的拣选说把人之得救与否完全归之于上帝的绝对意志，与个人的善行无关，因为早在“上帝创世以前，他已藉着基督拣选了我们”（32）。其积极意义在于他以上帝的绝对权威否认了教皇的权威和天主教会的救赎理论——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33）。路德曾以“唯信称义”，即人们仅依信仰便可得救，否认了教皇的救赎理论（34）。加尔文则从预定论的拣选说出发，认为人们得救与否上帝早已预定拣选，非人力所能左右，包括教皇在内的神职人员亦无济于事，从而彻底否定了教皇的特权及其救赎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把阶级社会人世之沧桑，命运之各异归之于上帝的意志和命中注定，必然掩盖了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其实质仍然是剥削阶级的宿命论。
    加尔文强调天命与拣选，是否意味着仅仅要求人们消极在服从上帝的安排呢？决非如此。他的预定论至此仅表达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一半，也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新的内容。他明确提出：“拣选仅表明了一半”（25）。更重要的一半则是其“呼召说”（Calling）（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