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的预定论尽管在西方历史上起过某些进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的阶级性，它把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压迫均归之于天命，并要求劳动人民安于贫困和忍耐，寄希望于来世，都暴露了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宗教本质。加尔文曾直言不讳地说：“阶级的划分是自然的”（73），“穷人和富人虽在世上共处，而各人的境遇均神所指定”（74），以此掩盖了阶级剥削和压迫。这一点西方学者述说得颇为明晰：“支配加尔文整个社会理想的观念乃是人类的不平等是神意所规定。而唯一可言的平等，是人类一律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做任何善事，和一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意志。”（75）
    加尔文的预定论表明了人与人之间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平等，而且在宗教上也区分为选民和弃民，同样也不能平等。这恰恰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总之，资产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或形式求助于上帝。甚至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也公开声言：即使并没有上帝，也需要创造一个上帝，来促使人民大众服从资本主义的“新秩序”甚至在今天早已实现政教分离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也还要在其各种数额的硬币和纸币上印上“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口号，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立国信条。而无产阶级则完全依历史唯物主义所提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直接体现这一客观规律发展要求的本阶级群众和全体进步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无需求助于任何超人间的神秘力量。上帝毕竟是不存在的。正如维护封建统治的上帝已经被送进宗教博物馆一样，资产阶级的上帝也迟早必然要随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一起结束其历史命运。
    注释：
    ①参阅拙作《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界关于加尔文的研究》，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②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教授。除本文所引的著作外，其名著还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科学论文集》和《经济通史》等。
    ③转引自［美］约翰·麦克尼尔：《加尔文研究三十年》，载美国《教会史》第17期，第208页。
    ④该书香港版书名译为《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年），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除此书外，其代表作还有《基督教思想的历史与运用》。
    ⑤1536年初版的《基督教原理》中尚无共和制的教会观。这一思想首次出现于1543年的修订版本中，说明它是1536年后在日内瓦实践中的产物。参阅特勒尔奇，《基督教社会思想史》，1976年香港版，第406页。
    ⑥［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9卷，《宗教改革》，1977年台北版，第240页。
    ⑦［英］《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宗教改革》，1958年剑桥版，第211页。
    ⑧［法］莱奥纳：《基督新教史》第11卷，《宗教改革》，1968年纽约版，第292页。他认为第一代的宗教改革家为马丁·路德、慈温利与闵采尔。
    ⑨《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1958年剑桥版，第213至214页。
    ⑩所谓善功，指做“好事”，包括念经祷告，望弥撒，禁食，斋戒，苦行，施舍，购买赎罪券、食奶油许可证、享受弥撒惠盖状，建立或装饰教堂，到罗马朝圣等。
    （11）［英］普里泽夫德·史密斯：《宗教改革时代》，1955年纽约版，第190页。
    （12）威尔·杜兰，前引书，第19卷，第254页。
    （13）Oliveten是Pierre Robert之爱称，因他经常开夜车而得名。
    （14）威尔·杜兰，前引书，第19卷，第188页。
    （15）莱奥纳，前引书，第1卷，第293页。
    （16）约翰·锐赫林（Johann Reuchlin, 1455—1522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长于希腊文与希伯莱文。
    （17）［美］格里姆：《宗教改革时代，1500—1650》，1973年纽约版，第206页。
    （18）史密斯，前引书，第162页。
    （19）《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