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提倡的另一重要道德标准是忍耐。这是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和竞争失败者提出的主要道德规范。他说：“人们的贫富荣辱均上帝一手安排。”“假如他人之事业硕果累累，而自己进步甚微，甚至退步，他当比一般俗人更能安贫乐道，在贫困中寻求安慰。”要求他们应具有“坚忍之心”，并要“时时想到天堂是我的故乡，那么尘世便不是我的乐土了。”（55）这一说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正如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说：“加尔文认为虔诚的信徒，上帝的选民，应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对世界上所有贫困无告的人，加尔文所描绘的天国的确充满了诱惑。”（56）
    加尔文的“呼召说”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他把选民的外在标志：坚定的信心，事业的成功和高尚的道德说成是蒙呼召之果，而非呼召之因，从而把是否蒙呼召归之于天命，以此为原始积累时期少数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蒙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说成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宗教理论依据。（二）加尔文的拣选说是神秘的与无形的，但他通过呼召说提出了蒙拣选的具体标志，使无形变为有形，使人看得见，抓得着，从而激励人们为求得证实是否蒙上帝的呼召而终生不渝地努力，为现世的事业而奋斗。这样一来，增加了呼召说的预定论就同封建神学宣扬的命定论有了本质区别，前者激励人们终生奋斗，以最终证实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后者则要求人们完全消极地服从上帝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前者鼓舞人们为今生今世的个人功业成就而不懈奋斗；后者则要求人们逆来顺受，为死后进入天堂而苦修苦行。虽然二者都同样穿着一件基督的神圣外衣，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阶级不同的人生信念和社会追求在神学语言的表达上的区别，却是如此的鲜明。
    三
    加尔文是继路德之后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家。他的历史任务不是从无到有地创立新教，而是把已有的改革理论加以改造、创新，使之适应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较发达地区的需要。其预定论的三项内容是一个整体。天命说和拣选说是其神学推导的前提，而呼召说则是其实质内容。预定论把信仰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原始积累提供了理论依据。较之路德的“唯信称义”说，它有以下新的特点：
    （一）加尔文的预定论是十六世纪初法国社会的产物。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欧洲的先进行列，手工工场门类较齐全，分布较平衡，商业活跃，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中心。资产阶级已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其成长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他们日益不满封建势力的种种束缚，特别是天主教会被法王控制，成为封建王权的思想支柱后，资产阶级与以封建神学为理论基础的世俗封建势力的矛盾日益显露。他们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打破封建神学的禁锢，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创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作辩护。
    但是，以“唯信称义”为基础的路德的宗教政治思想已不能满足三十年代法国和资本主义较发达地区较激进的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它是十六世纪初年德意志的产物，与预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任务有所不同。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德意志，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散性，国内尚无统一的市场和经济中心，政治上四分五裂，诸侯强大，王权衰落，市民阶级软弱。特别是罗马教皇藉机加强了对德意志的政治控制、经济剥削和思想统治，致使各爱国阶层与罗马教廷的矛盾，一度成为德意志社会的主要矛盾。路德的“唯信称义”说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解除教皇的武装，摧毁支撑其至高无上地位的三大神学支柱（57），并依靠世俗封建诸侯的武装，驱逐罗马教廷的政治经济势力于国土之外，获取真正的民族独立，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德的宗教学说在德意志取得了成果，但由于它对世俗诸侯的依赖性，至三十年代路德宗已蜕化为诸侯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法国资产阶级当时的主要任务则是批判世俗的封建制度及为它服务的天主教理论，从而为资产阶级的成长开辟道路，故“唯信称义”说不可能满足把矛头指向世俗封建势力的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必须在路德的基础上提出更为激进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正是在此形势下，加尔文的预定论应运而生。
    预定论是法国和西欧其它较先进地区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它所以以神学的形式出现于世，是由于十六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尚未成熟为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能公开而直接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尚需借助神力的权威来肯定现实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所以他必须强调天命论，突出上帝的绝对意志。既然人的得救与否完全是上帝的拣选预定，而非包括教皇在内的人力所能左右，这就从新的角度解除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依赖，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的特权，同时又借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把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为反对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恩格斯说：“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58）。
    （二）预定论把神学应用和服务于现实世界，重点在于改造社会，这是它不同于路德的“唯信称义”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唯信称义”说的重点是突出信仰，强调人与神的精神合一，中心是解决人们如何从罪的折磨和罗马教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路德“对如何把启示在实际应用上使用于世俗世界几乎毫无兴趣”（59），正如马克思所说：“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60）而预定论的重点则是解决现实中的社会关系问题，要“创造一个新人和新世界”（61），它鼓励人们应积极进取，建设新生活，追求被拣选的确实感，完成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加尔文曾说：“上帝的话不是教导我们去说，使我们雄辩和难以捉摸，而是改革我们的生活。”（62）他还认为：“靠遗产收入为生的懒惰性习惯，似乎完全是罪恶的，从事于一种没有确定的目的，又不能获得物质利润的职业，似乎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愚蠢浪费，不充分利用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似乎是不关心上帝的事，懒惰是最可怕的罪行……”（63）它鼓励信徒鄙视轻闲与浪费，强调应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充分利用与掌握时机发财致富。其预定论的呼召说把现世的奋斗和事业的成功与得救联系起来，把宗教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强调现世生活的积极意义，“使人产生一种严肃的功利主义，精力充沛的、有条理的、有目的的人文主义。这种精神是，在地上努力，是为了得到天上的报偿。”（64）从而为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后的夺权与掌握政权镀上了一层圣光。因此恩格斯说：“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宗教外衣。”（65）
    加尔文的预定论与路德的唯信称义说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鼓励与依靠“选民”们自己去奋斗以实现其政治、经济主张；而路德的唯信称义说的宗教思想则是依靠封建诸侯的力量实现各项改革。因此，预定论思想的传播，给资产阶级以力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崩溃，在西欧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与十六世纪后半叶生气勃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与旧秩序展开了斗争，确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际力量。”（66）总之，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