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尔文的预定论不仅反映了一般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是更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中最富雄心、锐意进取、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获得成就的一批资产阶级的愿望。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不可能驾驭客观的经济必然性。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少数善于观察、勇于创新、随机应变、能适应形势者，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就资产者个人而论，成功与否最终多取决于竞争战场上的许多偶然因素。但预定论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使之坚定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诸方面得到上帝的帮助和保护，因此，他们能够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挫折中鼓起勇气，坚持不懈，奋勇进击，直至获得最后的成功。预定论有力地促进了竞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政治领域，以预定论为核心，以民主共和为旗帜的宗教政治思想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对西方历史的直接影响长达二百年之久，成为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先进部分的锐利武器。本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曾评论说：“自宗教改革以来的两个世纪，基督新教中最有特色和最具有影响的派别是以加尔文教义为基础的诸流派。加尔文宗与路德宗不同，它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成为一种国际运动，它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在加尔文主义的道路上传播了革命。”（67）
    1536年后是加尔文在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城推行其宗教改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预定论的基础上丰富了他的上帝观、圣礼观和伦理观，特别是创立了以民主共和为特征的长老制教会，有力地维护与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成功地主持了西欧第一个资产阶级神圣共和国。并以此为基地，多方派员宣传其教义，使加尔文宗迅速传播于瑞士、尼德兰、法国、苏格兰、英格兰等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十六世纪后半期和十七世纪，预定论成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抗争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在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虽各有特点，但共同的特征之一是都披着宗教外衣，以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出现于世，都是以预定论为思想基础，以民主共和制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加尔文教会在动员与组织群众方面均起到了早期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其信徒成为革命中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加尔文教的团体在尼德兰象雨后春笋般到处出现，它们处在秘密状态中，……起领导作用的照例是富裕的城市资产阶级。”（68）六十年代城乡普遍建立了基层教会和长老会（宗教法庭），公开和秘密地进行布道活动，宣传反抗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统治是上帝选民的神圣使命，教徒大增，仅安特卫普一地信徒即达“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人”（69）。七十年代后，各地先后以暴力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在北方以长老制教会为榜样，建立了联邦共和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70）。加尔文的预定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为清教徒所继承，尽管代表大资产阶级的长老派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独立派在某些政见上有所差异，但在反对英国国教与专制制度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于1646年废除了日暮途穷的封建所有制。在预定论思想的鼓励下，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唱着圣诗，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和革命的正义性，向封建王朝开火，于1649年将英王处死，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
    由于加尔文的预定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为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纲领与旗帜，从而取得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恩格斯对预定论评论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71）。而路德的“唯信称义”说则几乎完全不具有这方面的内容。
    托尼曾评价说：用加尔文思想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虽然他们的胜利尚待赢取，但他们到处都是革命的先锋。如果说，加尔文在较狭窄的范围内，但以同样有力的武器为十六世纪的资产阶级作出了贡献，正如马克思为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所作的贡献一样。或者说，预定论学说满足了对关于上帝与选民同在的保证的渴望，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满足了相同的渴望一样，这绝非奇谈怪论。”（72）这一比喻并不很确切，因为他把加尔文的学说对资产阶级的贡献笼统地对应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贡献。实际上，加尔文学说对资产阶级的突出意义主要限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纵然还继续运用预定论为自己服务，但更为激进更为成熟的资产阶级已创立了直接而公开地表达自己阶级意志的更为系统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从其正式诞生之日起，就是成熟而完整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仅对于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而且对于当代的无产阶级，都是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尽管它也在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但绝不能用主要适应于早期资产阶级需要的加尔文学说的比喻，把马克思主义喻为仅对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有所贡献。
    不过，上述论断尚有可取之处。
    首先，他肯定了加尔文的预定论是满足了资产阶级的需要，这就肯定了不是加尔文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客观需要产生了加尔文主义；而加尔文主义又反过来满足了资产阶级的需要，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否定了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原因归之于精神因素的唯心史观。
    其次，正是从上述比喻中，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上十分鲜明地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尤其是从事原始积累并为建立自己的统治而作准备的资产阶级，由于自身是居于剥削地位的少数，就必须借助上帝的权威而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辩护，还要借助上帝的权威来吓唬和否定封建统治阶级，更须借助上帝的权威来控制和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