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专门谈到了组建抗日文化队伍的问题。特别强调在国统区发展文化运动的问题：“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同时要“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在各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并“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3]（P486-487）。
    简言之，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建设抗战文化，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三）关于抗战文化的基本任务
    抗战文化，说到底，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文化。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战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前提下，其文化中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6]（P525）。在这一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布了《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决定》、《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一系列指示、文件，规定了开展抗战文化的特殊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1年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提纲，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文化运动上的四大任务：其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其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其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地吸收知识分子及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其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7]（P135）。
    （四）关于开展抗战文化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在文化领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还就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方法。
    第一，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积极性。能否开展文化活动，发挥文化抗敌的作用，关键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问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毛泽东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6]（P618）。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对文化人的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人是“灵魂匠人”，是“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他们有如下一些特点：有文化特长，对某种理想与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要求，习惯于单独的生活和单独工作的环境，要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干涉；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有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等等[4]（P58）。所有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文化人在思想上、生活上和工作上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愿望。
    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一系列能够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愿望和要求的正确政策。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的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重要关键。”为充分调动文化人的积极性，《指示》还规定了对文化人的具体政策。如要求各地党组织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态；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地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地发挥；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尽量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应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举办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等等。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特点与不足，《指示》还要求各地应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那种“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3]（P496-499）
    第二，要把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1940年9月，为开展抗战的文化运动，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指示》还要求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3]（P486-487）。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根据地和国统区文化运动的开展给予了指导，而且对部队的文艺工作也专门发布指示，制定政策。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秀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8]（P9）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军队的党组织也应重视文化工作，应很好地掌握并利用这一武器，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第三，抗战文化运动要突出抗日的主题。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6]（P694）文艺服从于政治。在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在此形势下的抗战文化运动，一定要突出抗日这一主题。他说：“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6]（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