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四世纪以后，欧洲封建社会的发展加快。首先是在意大利、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等地区，工商业和城市兴旺发达。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城市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政治上也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从而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到十五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掠夺的扩张，欧洲资本主义更有所发展，英、法等国的专制王权也日益强大，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更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划时代演变。
    一、文艺复兴
    意大利的经济发展中世纪初期，作为罗马帝国中心的意大利，所受破坏最为惨重，罗马和其他城市多次被蛮族和起义人民的联合武力攻陷，几乎成为废墟；以后意大利又成为各蛮族王国和拜占廷帝国争夺的地盘，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查理建立的帝国及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皆把意大利作为掠夺榨取的对象，虽为帝国的一部分，却未能享受到政治上的独立与安全。但从十一世纪以来，意大利由于地处西欧与拜占廷和东方各国交通的枢纽，在当时的东西方国际贸易中渐居重要地位，经济发展在欧洲各国中逐渐领先。其中主要的代表有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两个城市。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岸边，早在九、十世纪间，就在地中海进行商业活动，十一世纪时，已成为一个富庶的商业共和国。威尼斯还借助十字军的东侵活动，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第四次十字军侵占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即为策动者之一，它把侵略和商业活动结合起来，获得大量财富，并巩固了它在东方和爱琴海沿岸的地位。十四世纪以后，威尼斯已拥有商船三千艘和海军三万人的舰队，不但和地中海东岸及黑海沿岸进行贸易，而且远越直布罗陀海峡，与英国和尼德兰通商。它从东方贩来胡椒、肉桂、豆蔻、丁香等香料和宝石、丝绸、蓝靛、明矾等特产，转运西欧各地高价出售；威尼斯本城的造船、丝织和玻璃制造业也驰名全欧，产品运销各地。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成为全欧通用的货币，威尼斯商人及其商站也遍布欧洲各国商埠大邑。
    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距海岸约五十英里，航海业不如威尼斯，主要以经营银行业和毛织业致富。十四世纪初期，佛罗伦萨已有毛织业工场约二百家，年产七、八万匹呢绒，毛织业工人有两、三万人。它的羊毛和印染原料皆来自国外，需远从英国、西班牙等地进口羊毛，织成高级呢绒后也多远销欧洲各国，因此它的毛织业商栈遍布国外，和它的银行业、外贸商行密切合作。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也居欧洲首位，十四世纪时经营银行业的约有一百家，其中如巴尔第、皮鲁齐等家族在西欧各国皆设分支机构，并向国王、贵族等放债，佛罗伦萨的金币“佛罗琳”也和威尼斯的“杜卡特”一样成为欧洲各国通用的货币。由于经办国际贸易和包揽罗马教皇收缴各地税款，当时的佛罗伦萨银行家握有大量货币。佛罗伦萨的丝织、五金、建筑业也很发达，国际商业网遍布地中海和西欧，也和东方、甚至和中国进行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像佛罗伦萨的毛织业等手工行业，已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状态，成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当时佛罗伦萨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城郊农村已取消农奴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毛织业行会已演变为工场主——资本家的同业公会，他们开设的作坊、工场专管购进羊毛、原料，组织并监督生产。从梳洗羊毛到织成毛呢、印染加工等二十余道工序都由工场主雇用工人，或以包工和委托加工等方式进行生产，这种工业可称为“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其后集中一地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有别。但在生产关系上，始终控制生产进程并在各工序中对原料、加工产品和主要工具握所有权的工场主，却已成为占有资本、剥削雇佣工人的资本家，广大雇工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在城市共和政治中亦无丝毫权利。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这种情况在佛罗伦萨的毛织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充分。
    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曾一再想征服意大利，使北部意大利各城市为皇帝直接统治，但遭到激烈抵抗。北意的十五个城市，以米兰为首，组成伦巴底同盟，于1176年击败皇帝，巩固了城市的自治地位；到十三世纪时，皇帝在意大利的权力一再受到削弱，1268年以后几乎完全消失。这种形势对城市的发展很为有利，纷纷组成独立的城市公社——城市共和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罗伦萨。它的城市自治政权约从1115年起便已存在，后来进一步摆脱封建从属关系，自选城市长官，在十二世纪中期成为城市共和国。十三世纪时，佛罗伦萨城已把周围郊区农村的封建领主逐步制服，攻陷并摧毁领主的堡垒，逼令封建主迁入城市，受城市管辖，并逐步将农奴制经济改变为租佃制，1289年下令废除农奴制。与此同时，城市政权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而逐步改变性质，成为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以毛织业，银行业为主的七大行会在1293年直接掌管政府，剥夺了居住城内的贵族的政治权利。根据当年颁布的“正义法规”，各家贵族都被列入名册，交付押金接受监管，被列名的家族及其后代都不准担任城市高级官职。城市政府最高机关称为“长老会议”，共有七位长老（后增为九位），其中统率市民武装的称为“正义旗手”，职位较高，其他长老则权力均等。长老会议的成员都完全或主要从七大行会的会员中挑选，先由行会推荐，经专设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复核后，候选人的名单就纳入袋中按抽签方式产生。每届长老会议任期只有两个月，因此每年有六届，这种特别短暂的任期是当时意大利城市公社普遍奉行的原则，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权，可让行会人员较普遍地参加行政管理，但它也带来更迭频繁、政局多变的缺点。在长老会议之下，还设有十二名“贤人”、十六名“旗手”等官员辅佐政务、军务，他们也是先由行会推荐，经核查后抽签产生，每届任期分别为三个月和四个月。其他掌管司法和警务的“督政官”和法庭法官，以及政府的文书长等“技术性官员”，则由长老会议从知名人士或外国人中聘请，一般任职一年，可以连任，但他们无权决策。佛罗伦萨这套共和政治制度，从十三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继续了两百多年（但在后期已徒具形式），它虽然还不是日后资产阶级“普遍选举”那样的民主政治，却已使城市政权完全落入七大行会的资本家手中，其政策也主要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保护城市独立，支持工商业发展，维持城市治安，排斥封建贵族等等；特别在对待广大雇佣工人上（由于他们完全被置于行会之外，不仅和贵族同样遭到排斥，而且在工人起义时更遭到残酷镇压），更明显地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