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瑞一支由商人到知识精英的衍变
    文瑞以创业的一代启动了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衍变，文瑞的后辈们的生活经历则将商人家族到绅商家族的传统演变规律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文瑞独子寿康（号二如，1795-1857年）的教育经历，从中可以透视尚处创业期的商人在子弟教育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见寿康之子庆勋作《二如府君行述》所记：
    “（寿康）三岁能识字，七岁入塾，年十三从宝山钟霖溥先生读书于南关杨氏，盛夏寒暑无稍间。年十六，大父（文瑞）命学理财。府君禀曰，儿请毕五经以从事可乎。大父喟然曰，我岂不愿汝读书，苟能是，固为老母所深喜。遂延钟先生于家。……甲戌（1814年）吴门蒋轩霞先生掌教吾邑敬业书院，府君奉大父命从之游。”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寿康“补博士弟子员”，但后“屡应秋试不售”。寿康的科举正途发展不顺，得用捐纳补充。他于“道光十五年捐建合邑节孝祠，赏加盐运司提举衔，二十二年海疆经费钦加知府衔，即选直隶州知州”（注：《上海县志》卷九、卷二十一。）。捐建本邑节孝祠不但致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地位骤升，而且还致使其长期跻身于本邑有影响的绅士行列。如邑城文庙洒扫局的款产“向由司总会同捐建节孝祠之王氏后裔管理，光绪二十一年起议定公举洒扫局司月两人，王裔两人，凡四人轮年管理”（注：《上海县续志》卷九。）。
    寿康“秉其尊人辑庭先生家范”，在宗族及地方慈善事务方面有所作为。“扩宗祠，辑族谱，置义庄田赡族，每年冬施絮，夏施药，岁饥施粥，筑法华至城石路，群称王善人”。寿康“诗文皆有矩度，尤工书”，其社会活动自然远超出文瑞的领域和层次。如“招邑中能文者，月角艺于曙海楼，刻同人会艺”（注：《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8页。）；“留心经世，刊古文经训、资镜等集，重刊徐文定光启农政全书，上三吴种植所宜并救荒各策于林文忠则徐，激赏之”（注：《上海县志》卷九、卷二十一。）。寿康于1835年因父文瑞故世，“由是以一身担承家务经营”。尽管从科举中半途退出而从事经营商业者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对于被王韬誉为“性醇谨”，“行谊笃挚”，“雅近古人”，且已入不惑之年的寿康来说，他并不属成功者之例，而且寿康的子辈亦如此。文瑞一支自寿康一辈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已不如文源一支，这点在下述事实中可见一斑。继道光六年后，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再办漕粮海运，王氏家谱中有文源长子映澄“承运漕粮出海赴津二万石”的记录，寿康门下则无参与的记载。此事表明寿康家业在1840年代后期已趋于衰退，衰退的原因可能有如后的记载，所谓：“当戊申（1848年）、己酉（1849年）时，贸易多阻，势渐中落，海舶复连次遭风害”。王韬当时也有“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船主“偶失风波，家可立匮”的说法（注：《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8页。）。总之，虽然咸丰年间寿康及其子名下的“王春记”号仍在沪上二十四家沙船商之列，但财力及规模肯定已经大不如前。
    虽然家业的衰落与家族中缺乏经营才干者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就经营人才而言，文瑞一支由寿康开始的向绅士转移的趋向在第三代--寿康的子辈--已达无法逆转的地步。寿康有五子，长子庆勋（1814-1867年），附贡生；次子庆均，廪贡生；三子庆昌，附贡生。1856年上海移建县学，庆勋、庆均兄弟同在“监工绅士”之列。庆均后曾任崇明教谕，庆昌则在咸同年间主持南翔团练，同治年修上海县志出任“监理”（注：《嘉定县续志》卷十一；《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71页。）。庆勋、庆均、庆昌三兄弟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比其父更大的成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庆勋。在文学方面，王韬誉庆勋“秉承家学，弱冠诗名已满海上，所交多名流”（注：《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8页。）；张文虎誉其“意气豪迈，酷嗜诗，求才若渴，尝集刊朋辈诗曰同人诗录，曰应求集，曰可作集，其自著曰治安堂稿”（注：张文虎：《覆瓿集》，《怀旧杂记》卷三。）。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庆勋“先后董办海运凡八次”，其中“咸丰二年浙省试行海运，庆勋条例事宜”（注：即咸丰二年出台的《饬议浙漕海运河运章程》，议定在沪“设局于小南门外，由浙抚派员来沪”主持。见《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135-142页；《瀛壖杂志》第28页。）；次年小刀会据上海县城，浙漕海运拟改由宁波出海，“以沙船不习宁道，庆勋力排众议由刘河出口，刘河浅阻，请江浙协浚，商民便之”。与此同时，庆勋“从嘉定张编修修府创募华勇助剿”，“随官军克复邑城”，由此1855年后“赴浙以知府用”，官至署严州知府（注：《上海县志》卷二十一；《上海续县志》卷十八。）。咸丰年后期庆勋在上海地方的影响力，见王汝润日记关于疏浚南翔河道的记事：
    “南翔河淤塞数年，……润说先生（庆勋）虽上洋籍，现居南翔，必须办通此河为是。叔即应允，到上海写捐壹万千。嘉邑照田征，每亩二十文，征万四千千……九年十月动工，十二月告成……莫大之利，叔彝（庆勋字）成其事，嘉邑之幸也”（注：《馥芬居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