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源一支由商人到官绅的衍变
    王氏家族文源一支后辈的衍变尽管呈现有不同于文瑞一支的特色，但由一般商人向绅商转变的趋向是同样的。文源之长子映澄（1787-1850年），“以家督自负”，“不读书”而专心经营家业，“俾叔弟得潜心诵读”。后映澄以“道光十一年水灾捐赈，由国学生议叙八品衔”；道光十五年前后上海县城城垣修整，映澄参与“设局劝捐”事务，捐银一千两，得“交部从优议叙”的嘉奖；再于道光二十八年“承运漕粮出海赴津二万石，钦加五品衔”（注：《国学生鉴渟王君墓志铭》，《上海王氏家谱》卷六；《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265页。）。文源三子的发展趋向均完全不同于文瑞之子寿康，从中可见商人家族在设计子弟前途之际，兼有家族利益及子弟潜能的全面考虑，只要经营上许可就会全力支持子弟尝试科举。如前面所述文瑞独子寿康“幼即笃学”，表现出文化方面的潜质，家族就全力投资--聘名师，“屡应秋试”--予以培养，而文瑞则勉力于经营家业至死。至于文源诸子，因缺乏在文化方面发展的潜质，由是致力于经营方面的发展，而文源就得以早早从经营上隐退。文源、文瑞后辈在第二代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区别，在第三、四代后辈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文源一支的后辈中罕有科举正途成功者。不过，文源历代子弟中并不乏尝试举业者，尤在文源长子映澄一门。如映澄次子庆棠，“幼工举业，偶患咯血遂辍试”，后以捐纳为“监生，候选郎中”；庆堂长子维圻（1837-1890年），则“甫成童，下笔千言立就，会寇乱不得试，乃由监生援例以花翎同知分浙”（注：《上海县续志》卷十八。）。映澄长子庆荣之子维镇（侯攀凤之婿），监生，同治年间以捐纳“题补杭州水利通判”。1862年夏，维镇在交游日本武士名仓信敦之际，自称曾“同知浙江”，并谓“今冬欲入都”，“意欲请就京职之举”（注：《上海县志》卷十七；《沪城笔语》（写本）六月初八，六月二十八日。）。文源的后辈维镇、维圻入仕所走的道路与文瑞的后辈庆勋、庆均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均属“杂途人员”，只是捐纳的基础有差异而已，庆勋、庆均分别有“附贡”、“廪贡”的科举功名。
    文源的子辈致力于家业经营，在沪上沙船业界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在道光十六年重建城隍庙戏台捐款的名录中，王氏名下就有“王公和”、“王利川”、“王如川”三号（注：其中有否属王寿康者尚待考订。），而到二十年后的1856年上海二十四家商船号名录中，还有“王公和”号，在映澄子庆荣、庆棠，映坤子庆模名下。“王公和”系当时沪上最大的八家商船号之一，并凭此入沪上“会捕局”八会董之列。凭借经营上的优势，文源的孙辈在地方事务领域取得完全不输于文瑞后辈庆勋的地位。1856年春，曾主持过上海商船会馆的浙江名绅沈柄垣之子沈宝禾来沪遍访沙船主，庆荣、庆模和庆勋同为接待的绅士之列。庆模在协助庆勋从事浙漕转道刘河海运事务后，又以“分发浙江候补知县”身份“驻局专办”船商捐务，并在1860年任职沪上捕盗局（注：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第240页；《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248页；《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242页；《上海县志》卷十七；《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文瑞一支后辈如庆勋兄弟等是以科举正途打开进入官场的大门，并辅以捐纳扩展发展空间的，而文源一支则是单纯以捐纳为途径进入官场，其中又以庆棠门下为最。庆堂长子维圻，“咸丰庚申（1860年）粤寇围杭，城中粮绝，维圻创用轮船运米千百石”，因此，1862年李鸿章入驻沪上后，“留办转运兵米”，平定太平军后，维圻得历充绍兴、湖州等府厘局总办。庆堂次子维煜，“咸丰末年以监生助捕盗钜资，叙花翎盐运司运副加道衔分两浙，历充海运津沪总会办”，光绪年后以“运副”之职涉足浙江盐务。庆堂三子维藩，监生，董浙江海运沪局二十余年（注：《上海县续志》卷十八。）。文源、文瑞后辈的发展，就社会文化的角度而言，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色和途径，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言，则似殊途同归。光绪十八年，在上海《重修商船会馆碑》文中，已不见任何王氏家族成员参与重修商船会馆事务的痕迹，其早已退出该业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光绪年后，随着沙船业的全面萧条，文源曾孙、重孙一辈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谋利的趋势越演越烈。见于民国县志记载有：映坤之孙维垲，“附监，署浙江常山县典史”，“补寿昌、会稽等县典史”。而维煜五子全以捐纳：长子宝善，“监生，署直隶长芦济民场大使，保升知县”；师善，“监生，浙江候补典史”；积善，“监生，浙江候补巡检”；本善，“监生，浙江候补县丞，代理鄞县县丞，岑港巡检”；煦善，“附贡，浙江试用知县”。相对而言，文瑞一支后裔捐官者就少得多，仅见庆勋三子维俭一门。维俭，“监生，两浙候补盐经历，署石堰、双穗等场大使”；维俭子焕善，“监生，浙江试用府照磨”（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七。王维煜子王师曾主持《续修王氏家谱》，并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刊印。）。王氏家族子弟捐官浙江者如此众多，想必与维圻、维煜兄弟（自然也包括庆勋）在浙江官场建立的关系网相联系。退出沙船业后文源一支的家业资财的流向从中亦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