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会事变后，寿康因“向居老屋亦颓毁，不能入住”，即定居于当初仅作避难之计的南翔镇。移居南翔及寿康故世前主持子辈分家，这些举措都表明寿康有退出沙船业的意愿，而从寿康孙辈更彻底的绅士化倾向则表明，即便时势仍然有利于沙船业的发展，但文瑞一支退出该业已是势在必然。1857年当寿康去世之际，已成年的孙辈除庆勋长子维贤--“监生，分发浙江试用县丞”，有从事经营家业的可能外，庆勋次子维勤、三子维俭，庆均长子维孝、次子维金，庆昌三子均在业儒（注：《上海王氏家谱》卷二。）。如维勤“幼嗜学，受经于钟子英，学文于童子佩”，“遭寇乱不废读书”，“同治五年补行元年壬戌岁试，以第一名入邑庠”，“学邃于经史”，后有“附贡”功名，“宣统纪元邑人公举孝廉方正”（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七、卷十八；《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五。）。庆昌“工诗善倚声，著有昔梦词行世”，其长子维杰，“附贡生，亦工诗，名隽有父风”；次子维泰，光绪二十年（1894年）廪贡生；三子维城，“廪膳生，工倚声”（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七、卷十八；《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五。）。
    在普遍绅士化的趋向下，王氏第八、第九世子弟中亦有适应近代历史变化而具有近代性者。如庆均长子维孝之子树善，光绪十五年“顺天榜附贡生”，1890年代后期曾任广方言馆汉文教习，并与傅兰雅合作译书，后历事“出使英法等国随员，新金山领事”，有“直隶即补道”身份（注：《上海县续志》卷十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4、550页。）。又如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自治公所设立议事会，维勤长子纳善列名乙级议员，并曾相继出任副议长、议长（注：《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最著者当属维泰及其侄植善于清末的办学活动。维泰“廪贡生”的绅士身份，决定了他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资格。当甲午战后，“当道拟加松属各县典业税”，维泰“奔走宁、苏吁免”。辛亥革命期间，维泰受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李平书派遣赴南汇解决动乱危机（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712页。）。维泰最大的建树则是他在新式教育领域所作努力。1896年，维泰禀请两江总督允准，就其家塾延一英文教师加课英文，并命名为“育材书塾”。次年维泰将书塾由南翔迁至上海大东门内王氏宗祠之省园。育材办学摈弃举业，而以出洋游学为目标，开设课程中文、英文、算术，学生多王氏家族善字辈子弟，也有日后成为名人的顾维钧。维泰子宰善、庆勋之孙守善作为育材学生于1899-1900年间赴日本留学，随时代变迁成为新式知识人（注：《嘉定县续志》卷十。）。1901年夏，育材书塾改名育材学堂，由肄业南洋公学师范班的植善接办。后维泰就职江南制造总局，1905年前广方言馆改制为兵工专门学堂及中学堂，维泰任校长，故世于民国初（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一；《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维泰父庆昌“晚年志在睦族，尝集资置公产，拟家塾规则以教子弟，今王氏育材学堂有昉也”（注：《嘉定县续志》卷十一。）。维泰办学有继承其父事业的意义。植善（1871-1952年）为庆昌长子维杰之长子，自1901年接办育材学堂后一生矢志于此。植善于1893年入县学，1897年赴两湖武备学堂、自强学堂考试未果，归沪就南洋公学师范班试。据载，“虽获隽而困于资，总务何梅生怜之，委事斋务，藉津贴自给，始得竞其所业”。植善接手育材学堂后，“乃就上海大东门王氏宗祠省园建栖屋七楹，力谋扩充。与唐才常、蔡锷时过从”。1903年春夏，植善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改校名为南洋中学堂，并长期任该校校长。南洋中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得两江总督“岁拨补助费4200元”，次年购地18亩建起新校舍。宣统元年迁入新址，“厥后逐年扩建，学额骤增。并变更组织，改订课程，聘秦汾、丁文江、叶达前、胡敦复等分任教务。督导学生注重科学，予以养成坚毅朴厚之学风”。从而造就南洋中学为沪上名校，历经沧桑不衰（注：周邦道：《王培孙先生传略》，载《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3页；姚明辉：《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0页；黄世祚：《王氏沙泾墓域记》，上海图书馆馆藏《上海王氏家谱》中所夹油印散叶。）。
    王氏家族文瑞一支在19世纪经历了五代人的努力，从第五世“不识字”的沙船主文瑞衍变为第九世的社会精英--近代教育家王植善，而此时该家族发家所凭借的经商之业则似乎早已不再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