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氏家族商业传统丧失的原因
    扬州凭借濒临长江、运河的地理优势，成就为清代盐业及漕运重镇，它在康雍乾三朝的极尽繁华基本上与上海县城在嘉道年后的迅速发展有相似的动因。道光年后运河漕运的衰败，尤其是1832年两江实施的盐政体制改革--“纲盐改票”，由大盐商家族支撑起来的扬州城在改票后不及十年，“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注：《金壶七墨·浪墨》卷一，民国上海进步书局出版。）。扬州盐业的兴衰与上海沙船业的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可比性。一旦经营环境有重大的变动，如战乱、灾害及政府对行业的经管体制性的变化，原先经营该业的商业巨子即全军覆没。这表明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的整体性的脆弱，它缺乏保险、融资等一整套商业配套体制。明清以来商人出身的言论者在以“士商异术而同志”争取商人应有社会地位的同时，又对财富抱以虚无主义的立场，实是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整体性脆弱的反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经营者个体资金也随时地转移向商业以外的领域--如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或因分家而导致的家业分解。沙船业的王氏家族这样的发展趋向，于创业的第一代人而言，是在最低层次上--捐纳--展现，于第二代人即已进入更高层次--科举、文化、慈善领域的全方位的展现，于第三代人则以进入仕途官场为标志达到相当高的地步。王氏家族文瑞一支的发展趋向重复的是盐商的旧路，所谓盐商中“黠者顾与名人文士相接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注：《金壶七墨·遁墨》卷一；《浪墨》卷一。）。种种因素决定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即便中国进入近代以及动乱的时期得以推延，假以靠漕粮海运发家的第一批沙船业主进一步发展的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而这批沙船主家族能否数代延续也是问号。
    虽然由于航运业造就了上海经济的繁荣，但近代前的上海甚至不具备局部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上海绅商家族的影响及其政治文化活动的范围仅限于上海地方。在进入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上海本地绅商家族从事的传统经营逐渐趋于衰微，这些家族的新一代传入，尽管他们仍然在本地事务方面居于首要的地位，但基本上已经退出商界。这样一种衍变趋向，究竟是近代后的时势造就，还是受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左右？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处在一种不是“轻视”一语所可言尽的微妙地位上，正是这种微妙性决定在传统商人家族中不可能产生出世代经商的天职意识，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在时局环境及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因素外，这是中国商人家族缺乏延续性发展的最大内在因素。
    《民国上海县志》记：“吾沪帆船行驶北洋者，曰沙船，专走牛庄、天津等埠，道咸以前邑人业此者多致钜富，同治以来业日衰败，船日减少”（注：《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二。）。上海沙船业在咸同年间遭遇社会动乱、海上安全的威胁打击及西方轮航业的竞争，决定该业渐趋衰微的命运，然沙船业主的后辈并未凭借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进出口贸易之地的优势以及临近租界的地理优势，在经济领域寻求具有近代性的发展途径，而还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寻求出路，如在科举、捐纳求官外寻求包括典当业等传统的经营活动。这样的局限性不只表现在沙船业界的王氏家族，沪上传统的豆米业、布业经营家族也同有如此现象，推而广之，扬州盐业家族在道光年间的消失。即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凭借地理经济条件形成的地域乃至家族网络和模式一旦形成，突破该网络和模式寻求新的发展的难度及成本似乎相当大。如果顺此思路，解读开港后的上海经济舞台上身手不凡的广东香山籍、浙江宁波籍、江苏苏常锡籍商人群体出现的原因，似可以这些地方恰是清代中国经营西洋贸易、东洋（日本）贸易的地域范围，当地原已经存在的外贸经营传统的网络和模式十分便捷，乃成功地适应近代时局变化实现了异地经营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