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妇女禁锢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封闭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女不言外”的女性道德，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的闺媛之礼，她们被剥夺了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权利。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从放女足、兴女学入手，召唤妇女的自立精神。辛亥革命时期，以争取就业权作为女性自立手段的呼声日高一日。一些有识之士从强国安民的高度，论述了妇女就业的重要性，“诚使通国妇女，皆有所执业，则男子之仔肩，有人分任，不必以谋生为苦，内顾为忧矣！且以生利之说衡之，通国利源，当增一倍，即国家敛入之税额，亦当增一倍。”（注：《论女工》，《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1904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男女平等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并形成一支活跃的革命女性群体。思想界对妇女就业思潮的大力宣扬，弱化了传统女性的家庭定位，一定程度上为妇女就业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五四”前后，群众运动与爱国斗争广泛发展，使较多的妇女卷入社会。一部分青年不仅在思想上认同男女交际的公开，而且在行动上也敢于悖逆陈规陋习，勇敢地迈出社交自由的第一步。而爱国救亡运动恰恰为先进青年男女社交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当时的男女学生组织配合“五四”中的游行请愿等活动，相互沟通串联，共同罢课。一些勇敢的女青年甚至公开与男青年通信、交往，“男女授受不亲”的堤防在进步思潮和爱国运动的冲击下趋于崩溃，女性解放思想得到广泛宣扬，女子就业、男女同校、男女社交公开等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中国女性开始为自己寻找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谋求与男性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尽管妇女运动的倡导者主要是一些知识界的进步人士，而参加者也大多是一些大城市的知识女性，但这股潮流毕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观念的转变引起了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以及社会风俗的改变，男女社交在都市中得到认同，妇女就业出现了转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解放画报》、《妇女杂志》等许多报刊大量介绍欧美各国妇女的生活概貌以及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为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开始有女职员出现，而都市女性跻身娱乐圈也是当时妇女择业的方向之一。
    当局虽然反对女子演剧和男女合演，但风气既开，反对亦属徒劳。前文所述，1914年江苏省教育公会以上海女子新剧团有伤“社会风纪”、有损“女学前途”为由，函请沪海道尹设法查禁，效果并不显著。据报载，沪海关杨道尹“谓已与英法租界领事商禁，孰知言犹在耳，而法界即有男女合演之举，今英界又有以一戏团而日演女剧、夜间演男剧者，讵英工部局别有此种男女两用之照会耶，而省教育会与杨道尹之言故已等于弁髦矣。”（注：《男女合演之新剧》，《时报》1914年10月5日。）欧美各国，男女合演之风早已有之。上海租界，多为西人居住，故男女合演在此得到广泛支持。
    到20年代中期，上海戏剧界男女合演现象愈来愈普遍，女演员作为一个公开的表演群体，她们的技艺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有些京剧班社还以女演员挑班挂头牌与男演员合作演出。尽管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演员仍被认为是不太正经的群体，但女演员职业和男女合演现象已经没有了来自社会方面的阻力。
    总之，女演员及男女合演之所以较早出现于上海，与清末民初社会大环境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既是戏剧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表明上海社会风俗和社会观念正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