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4)
三 话语系统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思索和认识,在话语系统的转 换过程中,也会促使人们按照新的话语系统去重构历史。这种重构,并非仅仅出自话语 系统的简单需要,而往往是社会现实需要的推动。 欧榘甲在《新广东》中展现了中国秘密结社分布四方的宏伟画面,并对秘密结社的历 史提出了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成为后来革命党人重构秘密社会历史的起步。他对于天地 会的民族主义质疑,既产生于他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也是出自他利用秘密结社的动机 。欧榘甲虽然是康有为的弟子,但在上个世纪之交,却一度是保皇党中最激烈的革命派 。他少年时代即在家乡广东归善“与邑中秘密会党游”,并“名厕会籍”。[12](P30, P111)1899年夏间,他与梁启超等“十三太保”在日本江之岛结义,力主与孙中山一派 联合,并在《清议报》上倡言革命。到达美洲以后,他又以天地会员的身份“联络致公 堂会员,谓康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与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实殊途同归,应彼此合 作,共同救国”。[12](P111)革命与反清复明何以殊途同归,欧榘甲并无确凿论证文字 。至《新广东》文出版之后,康有为大为震怒,要将其革出师门。遑遑如丧家之犬的欧 榘甲为重列门墙,攻击孙中山,又为革命党所不齿。1908~1909年间,保皇党内哄,传 出欧榘甲有“借商谋乱”,图两广独立,密谋革命之举的消息。[13](P381)看来,欧榘 甲并没有放弃他在《新广东》一文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施方略。 欧榘甲由对天地会“西鲁故事”的民族主义质疑,进而提出了郑成功创会说:“郑成 功以兴复明室,讨灭满洲为己任,在位二十年中,无岁不兴兵伐闽浙,迄不得意,还顾 左右之人,既无雄材大略,断难以武力与满清争衡,嗣子非材,台湾亦难久据,不得不 为九世复仇之计,乃起天地会焉。”[2](P296)到陶成章那里,天地会起源的历史重构 在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了: 我中国人之先祖,本由西方迁入,角立于蛮夷戎狄之间,自树一帜,故保种自卫之思 想,最固结于人心。凡我中国人所崇拜之古英雄,其在君主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等,将 相如应龙、祝融、皋陶、周公、管仲等,要皆为驱除异种人之魁桀而已。[11](P100-10 1) 他把三皇五帝至于明清的历史,用一根保种自卫的民族主义主线串了起来,并由此阐 述天地会兴起的原因: 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 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 ,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注: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101页。欧榘甲所说郑成功创会说的根据,尚未发现新 的证据,有可能来自民间的传说,也可能与闽广地区对于郑成功的崇拜有关。清末反满 知识分子明确提倡汉人应崇拜郑成功的是柳亚子(亚庐),他在《郑成功》一文中说:“ 我惟崇拜我郑成功,彼能使欧权鼻祖之和兰逡巡让步,彼能使满族余奴之汉种发奋争先 。”(《江苏》第四期第70-71页)) 陶成章采用欧榘甲的郑成功创会说(注:陶成章显然研究过《新广东》一文,比如,陶 认为安清道友系在礼教之余绪斋教演变而来,“《新广东》讹作安清,以为保护清廷而 起,大误之至。”(《江苏》第四期,第103页)),而由陈近南“继述而修整之”,并进 而提出天地会别名“洪门”系出自明太祖“洪武”年号。这些观点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普 遍采用的基本观点。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在欧榘甲、陶成章乃至孙中山等人用民族主义话语释读西鲁 故事文本过程中,历史真相在他们的心目中居于何种地位?他们的阐述是否完全是如杜 赞奇所说的各取所需(“全心全意把那些能够适合的东西加以吸收、改造,其余那些不 太适合其世界观的则加以摒弃”)?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命题。毫无疑问,人 们在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过程中,会大量地“失忆”,即忘却、忽略许许多多的历史细节 ,并根据特定的话语体系把看来毫无关系的历史现象形成脉胳,在人们的意识中再现历 史。产生这种忘却和忽略的原因相当复杂,可能出于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可能出于话语 系统的制约,也可能出于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文献、实物的毁失或作者无法获得)。 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文献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忽略”:一种被认为是 常识或前人已经论证过的命题,文本可能作为当然的事实而不再说明。当我们研究该文 本时,如果不知道这种忽略常识的习惯,就会怀疑文本在诸多历史证据中一味选其所需 ,其中自然蕴含着一种道德指责。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常识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 种知识。 就本文所谈到的欧榘甲的《新广东》一文,它对于西鲁故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的 质疑,认为其不可信,这种质疑在陶成章那里即已成为已经论证过的命题,无须再加论 证。孤立地看陶文,似乎存在着忽略的故意,但把它放到20世纪初叶革命派对秘密会党 历史的认识过程之中,即十分自然。清末欧榘甲、陶成章等人所说的天地会反清复明宗 旨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注:吕思勉先生曾反复讲到中国历史记载有“常事不书”之例( 见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常识被大 量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常识,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它也包 括集体记忆认同的事实,这种事实未必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而是人们观念中的一种事 实。比如,汉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未必是历史真相,却是汉族认同的事实。当某人 自称是“炎黄子孙”时,他无须进行论证;如时过境迁,将来有人不知道今天有“炎黄 子孙”的常识的话,当然会有理由怀疑此人在编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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