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这种常识在清代犯禁，文献资料十分缺乏，但仍然有一些证据存在。 天地会会簿是记载会党内部常识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其反清复明的宗旨不仅从西鲁故事 中得到反映，而且表现在大量的诗词、口诀、秘语和仪式中。由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大 量的论著，无须我在此赘述。[14]事实上，天地会内的这些秘密知识早已在社会上流传 开来。洪秀全曾对韩山文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 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 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1 5]（第6册，P872）洪秀全并没有提到西鲁故事，但却把西鲁故事的核心知识即天地会创 立于康熙年间，旨在反清复明讲得清清楚楚。从洪秀全叙事的语气上我们可以判定，他 已经把这种知识作为一种常识了。在洪秀全的观念中，天地会毫无疑义是汉族的反满组 织。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起义之初，清政府对洪秀全的来历搞不清楚，赛尚阿、邹鸣鹤在 奏折中猜测“洪字即系假洪武字样，以为煽惑之由”（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3 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孙中山后来说：“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 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亦未可定。”（《孙 中山选集》下，第61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种猜测的根据也是来自有关天地 会的常识。这种常识，我们很难说是后来的革命党人所强加于天地会的。
    杜赞奇十分重视余栋臣的例子。因为余栋臣作为哥老会的首领，自称大清义民，提出 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是似乎是洪门会党本来并非反满组织的一个明显例证。其实 ，洪门会党自身的反清宗旨迷失，并不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现象，早在太平天国时 期，太平军就以洪门的“常识”批评洪门会党的行为：“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 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15]（第1 册，P160，P167）我们试想，如果洪门会党本无反满宗旨，太平军的这段谴责有什么意 义呢？1904年，刘道一等人面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马福益开始颇瞧不起这些书生，不 料刘道一责问马说：“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 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16]（P246）马福益 自知理亏，便慨然允诺与革命党人合作。刘道一并非洪门人士，他所谓的“洪门遗训” ，就是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对于某些洪门人士是有一定道德约束力的。马福益的父亲在 哥老会中也颇有地位，他在童年“常常听先父说：清朝入关的时候，所杀死的汉人，已 不下好几百万，光说扬州一处，关起城来杀了十天才封刀”。“洪门遗训”、父辈教育 加之革命党人的催化，使马福益走上了反清造反的道路。试想，如果没有“洪门遗训” ，刘道一怎么可能义正词严地批评马福益，而使马福益听命于革命党呢？
    话语重构历史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对历史的虚构，是人们在一种新的话语框架下重新认 识历史、把握历史的过程。但在某些后现代历史学家那里，则认为话语掩盖了历史的真 相。杜赞奇提到，“另外还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党 人的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历史联系，后者只不过是为前者建构了一套象征。如何看待这样 的观点？这样看来，话语却吞没了历史。”[1]（P136-137）杜赞奇虽然不持这种极端的观 点，但在他模棱两可语言中，与此也相去不远。就秘密会党的历史而言，清末的革命党 人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因此，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他们在史料的考证、运 用乃至具体叙述等许多方面的确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他们对于洪门会党历史的认识， 并非像杜赞奇等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
    天地会起源问题，清末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常识，因此，在欧榘甲、 陶成章乃至孙中山那里，敷衍出各自不同的历史。欧榘甲提出郑成功创会说，陶成章则 根据西鲁故事附会历史（注：《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107页。陶成章试图解决西鲁 故事与郑成功创会说的矛盾，所以提出台湾失陷后，反清志士多逃而为僧，以洪门海底 示少林寺僧，于是有五祖助清平虏（陶认为西鲁指西藏）后为清廷所杀。陶的论述大多是 主观臆测。），而孙中山则认为是清初的反清志士创立。[17]（P618）这个问题，史学界 虽然经过长期的研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因此，我们很难说清末革命党人是在用民族 主义的话语编造天地会的历史。孙中山在晚年说，在康熙年间一部分明朝遗民结合成会 党，在下层社会中保存民族主义，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断。如果我们不要把孙中山这 里所说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这种理断是有一 定道理的。他对于会党的民族思想自乾隆以后逐渐消亡的评价，也大体上符合洪门会党 的基本情况。
    相反，在破除洪门会党历史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时，杜赞奇自己却犯了一个明显的错 误，即忽略了洪门会党宗旨的演变过程。杜赞奇根据一些历史学家对19世纪中叶会党状 况的研究，认为：
    秘密会党的社会成份如此复杂多样，很难指望在他们中间发现统一的意识形态。然而 ，从世纪之交开始，试图给这些会党加上某种原始的思想意识的努力一直左右着很多有 关此问题的论著。……通过各种不同的为秘密会党确立其意识形态的尝试（的分析），我 们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意义的流动及其意识形态的多变的性质。[1]（P110）
    其实，孙中山在谈到乾隆以后民族意识在洪门会党中消褪时，会党宗旨的歧义已是题 中应有之义。罗尔纲、酒井忠夫等人强调会党“忠义”观念的不同侧面，恰恰是这种意 义流动的表现，却未必是洪门会党忠义观念的原旨。洪门讲究“忠心为大，义气为先” ，其前提是反清复明，忠是对故国明主之忠，即“共扶明主登基”；义气是兄弟结义， 须“手足相顾，患难相扶”。[3]（P177）所以，“同心协力，共扶明主”，是忠心义气 的核心。在洪门会党反清复明意识消褪之后，忠心义气即失去其本来意义。19世纪中叶 的洪秀全到20世纪初的刘道一，都异口同声指责洪门会党遗忘或背弃祖训，在解构历史 的后现代派学者看来，完全是局外人对本无统一宗旨的洪门会党的一种强加。余栋臣的 例子，用洪秀全、刘道一的说法，可以说是余栋臣对洪门宗旨的遗忘或背弃，杜赞奇则 可以用来说洪门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宗旨。当后现代主义在凌厉地解构近代民族主义 的话语权势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某种正在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权势。解构 也是一种重构，被解构的历史未必是一种历史真相。
    历史，作为人类观念的一种反映，随着人类观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其架构。从神话 传说、帝王家世到近代民族主义乃至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是人类对于历史认识深化的 一个过程。在历史文化环境发生重大变迁之时，人类的历史观念就会被重构，并且不断 地重新“解构”每种史学观念的构架过程。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从神话传说到“二 十四史”，是历史观的一大飞跃，而把传说当作信史则是其一大误区。近代民族主义历 史观的架构只是近代历史学对传统史学解构的一个侧面。在民国时代史学界产生重大影 响的疑古派，也是对古史的一种解构。证明上古史是传说而非信史，是疑古派的一大贡 献，但“宁信其无，不信其有”的方法也难免为人所诟病。我们在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 观进行解构之时，对近代历史学发展的教训应该有所记取。
    收稿日期：2004-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