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科举学校儒学对黎朝的影响
    黎朝于科举学校的制度，受明朝的影响尤为深刻，明成祖于收安南为中国郡县时期，即广设学校，提倡儒学，一时程朱之学遍为传布。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一、黎纪一太祖：
    己亥、明永乐十七年（1419）春二月，明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隙、孝顺事实等书于府、州、县儒学。
    黎利（太祖，于开国之初，即留意作育人才，仿明制在京城设国子监，选官员子孙及凡民俊秀充之；于地方设路学（府学），选民间良家子弟充路校生（府学生），立师儒教训之。此外又诏举贤良方正，试明经科。黎太宗绍平元年（1434），定取士科。诏曰：
    得人之效，取士为先，取士之方，科目为首。我国家自经兵燹，英才秋叶，俊士晨星。太祖立国之初，首兴学校，祠孔子以大牢，其崇重至矣。而草昧云始，科目未置。朕纂承先志，思得贤才之士，以副侧席之求，今定为试场科目，其以绍平五年（1438）各道乡试，六年（1439）会试都省堂。自此以后，三年一大比，率以为常，中选者并赐进士出身。所有试场科目，具列于后：第一场经义一道、四书各一道，并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制诏表；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一道，一千字以上。（16）
    按明制科举三年一大比，太宗仿之，遂成定制。黎圣宗洪德三年，即明成化八年（1472）三月，会试天下举人，取黎俊彦等二十六人。其试法：第一场，四书八题，举子自择四题以作文，论四题，孟四题，五经每经三题，举子自择一题作文，惟春秋二题，并为一题作一文；第二场，则制、诏、表各三题；第三场，诗赋各二，赋用李白体；第四场，策问一道，其策题，以经书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问。（17）
    洪德六年，即明成化十一年（1475）三月，再度会试天下举人，时应举者二千二百人，取高炯等四十三人。是科试法：第一场，四书论（论语）三题、孟（孟子）四题，中庸一题，总八题，士人自择四题，作文不可缺；五经每经各三题，独春秋二题。第二场诗、赋各一，诗用唐律，赋用李白。第三场，诏、制、表各一。第四场，策问，其策题，则以经史同异之旨、将帅韬钤之蕴为问。（18）由于科举学校对儒学的重视，故对孔子非常礼敬，黎太宗绍平二年，即明宣德十年（1435），命官释奠先师孔子于文庙，嗣后每岁仲春、仲秋丁日皆有祭孔大典，而孔子像由司寇冕服，改用衮冕之服，而文庙用王者服自此始。（19）
    越南黎朝（或称后黎朝）在文化方面的最大特色，在于对儒学的独尊，盖其前李、陈两朝，佛教、道教与儒并重。黎太祖顺天元年、即明宣德三年（1428），采纳儒臣阮荐的建议，在京城设国子监，置祭酒、直讲学士、教授，诸路县设学校，置教授。太宗绍平元年（1434），始定取士科，会试中选者赐进士出身（20）。自此或五年一科，或六年一举，并新刊四书大全，经学日趋兴隆。黎圣宗奖励经学尤不遗余力，光顺八年，即明成化三年（1467）三月，初置五经博士，时监生治诗书者多，习礼记周易春秋者少，故置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以授诸生。……夏四月，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黎圣宗从书监学士武永祯之言，故有此举。（21）圣宗又仿照大明会典，定三年一大比，以子午卯酉乡试，辰戌丑未会试，考试方法，全部仿照明制。
    黎朝自圣宗死后，国势渐衰，但尊经重道，则始终如一。如黎帝维祊时，鉴于读经者搜寻小注，而多阙正文，曾申饬诸生悉熟经文。越史通鉴纲目卷三十七：
    永庆四年（1732）二月，议崇经学。府僚议以文章之祖，出于圣贤书籍，迩来记诵之学，读经者搜录小注，而多阙正文，读史者涉猎外编而却遗纲目。学术疏卤，宜加厘正，以变士习。乃申饬诸学生悉熟经史，余如集注小注择其粹者读之，至左氏、通鉴纲目，要宜精熟，俾学者知所向方。然习俗已久，终不能改。
    黎纯宗时，曾刻五经大全及四书诸史颁于各处学官，同书卷三十七：
    龙德三年（1734）春正月，颁五经大全于各处学官。先是遣官校阅五经北板，刊刻书成颁布，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又令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刊行。
    在儒学教育普遍薰陶下，黎朝名儒辈出，其中以阮荐、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申仁忠、黎贵惇为最著名。阮荐为黎初之硕学通儒开国元勋，举凡太祖之檄文、诏诰以及与明将之往来书信，泰半出其手笔，太宗时拜相，曾删定律书六卷。阮秉精通易经，号白云先生，越南四字经云：“白云先生，博学穷理，遇事前知，尧夫媲美”。潘孚先、吴士连是史学家兼经学家，先后参加大越史记编撰工作，仿司马温公史笔，发扬儒学精神，潘孚先且有越音诗集遗世。申仁忠兼有经史文学长才，曾奉圣宗敕撰天南余暇集一百卷，备载制度、律例、文翰、典诰，又撰亲征纪事，绘述圣宗亲征古城、老挝、诸蛮等役之胜利（该书圣宗亲为题序）。黎贵惇为经学大师，著有群书考辨、易经层说、春秋略论，圣贤模范录；于史学亦堪称名家，撰有大越通史艺文志、见闻录，而于文学亦有湛深修养，曾辑“全越诗录”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