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协和关系。本来，按照科学的狭义理解，科学与民主不具有联结的逻辑必然性。科学是面向自然的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民主是面向社会的实现公民个体权利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直接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是，如果对科学作广义的理解，把它作为一种理性精神，甚至一种世界观，情况就截然不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相互区别的一面，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乃至一体化情势。一方面，民主是个体本位的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它要求承认每一个体的独立、自由与权利，要求承认每一个体的价值中心地位，其精神原则是个别性；另一方面科学理性作为个体本位文化的梳理原则又要为这一文化提供理性框架，为社会提供用以整合的秩序原则，其精神原则是一般性。二者是对立的，但又统一于社会文化的合理构造之中。五四时期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它和民主共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社会层面文化的合理构建问题，说得具体一点是中国伦理的合理再建问题。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即此指向。 伦理的合理构建不能不诉诸于理性，不能不诉诸于科学，于是有科学对迷信的批评，科学对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乃至黑暗面的批评，科学向人生观层面的转移。另一方面，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专制原则，对专制不合理性的批评必然导向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伦理关系的合理性。理性的内容在此展开为民主。科学精神在伦理领域即表现为民主。换言之，科学就是民主。所以，科学与民主在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表现了惊人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它们能以联姻的形式出现，在新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协和共鸣，展开了五四新文化的独特的历史内涵。
    第二层面：文化载体与形式
    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关系。在新文化内容形成的同时，其形式的层面也相应形成。白话文符号系统的出现，既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分立的外在标志。
    白话文从历史上看，久而有之。文学史上的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人的白话小说即为实证。近代以来，也有人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6〕。然而，白话文形成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则属于五四时期。1917年1 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一年后，新青年杂志改为白话版。新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新潮》采用了白话，其它报刊杂志也逐渐白话化。据统计，1919年的一年之内至少有400多种白话报刊出版。1920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也颁布命令，要求各级学校把“国文”改为“国语”。至此，白话文不但在中国大地编织了一个新的符号网络，显示了新系统的巨大存在，而且在文化地位上也取文言文而代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形式层面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它开创了一代新文学，奠定了现代小说、诗歌、散文的基础。现代的文学样式、现代的科学文体，无不溯源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第二层面与第一层面是彼此整合的。
    就第一层面对第二层面而言，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有相应的形式并为形式提供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新文化的内容之一是民主。民主的根底是个体本位。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西洋之民主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独立主义”〔7〕。 这种“个人独立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精神自由。由于精神自由与精神表达形式的自由是互为条件的，思想的能动性程度（自由度）依赖于语言的能动性程度（自由度），所以，新文化的自由内容客观上要求有自由的文体与之相适应。胡适曾就此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8 〕从民主的直接意义上看，民主是诉诸于多数人意志的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因此，它也要求语言形式不论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还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都大众化，向大众倾斜，为大众所掌握。这里，政治形式的变革与语言形式的解放是一致的，文化形式的兴起以文化内容的要求为依据。如陈独秀所说：“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9〕新文化的内容不仅为其形式提供了存在理由， 而且还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胡适与陈独秀都对此进行了论证。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就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就今人之文学。”〔10〕陈独秀说，白话文运动是“文学一大进化”〔11〕。这里都是以进化论为根据，而进化论经过数年的启蒙宣传，恰恰已成为五四时期科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