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是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础。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层面，白话文形式层面的自由特征，都能从这一理论层面得到某种说明。
    五四新文化结构中的“德先生”是广义的民主先生，它是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狭义的）一系列原则的综合体。这些原则，究其实质都是个体本位在不同侧面的表述形式。其中，人权是个体确认的本体论原则，是个体本位的法权表现；自由是个体的活动原则，这些都是个体本位的实现方式，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个体本位的要求。
    五四新文化结构中的“赛先生”也是广义的科学先生。“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0〕。这里实质是把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理性运用于社会领域来统理社会现象。这也是个体本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个体本位文化在确立了个体的主位性后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能解决个体本位的文化整合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个体本位就会走向反面，走向社会文化的混乱无序和个体主位性的丧失。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使每一个体在拥有主位权的同时又能保证个体之间的和谐有序，就需要有理性。个体本位文化的整合和发展是理性产生运用的原动力和现实基础。五四新文化结构中所以出现了广义的科学概念（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理性），根源在此。
    个体本位的重要性较早为严复所认识。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文化纲领。把个体的原则提在根源的位置〔21〕。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功绩在于系统地展开了个体本位的理论，并使这理论成为新文化结构的内在层面。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五四新文化已经着眼于经济的个体本位且以此说明个体本位的其它方面乃至整个新文化的发生，这是极富现代性的。
    第四层面--文化运作与社会整合
    以上三个层面主要是思想文化的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的整合不足以形成文化的完整结构。只有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落实到社会运作的层面，新文化的结构才能立体化，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和文化结构的功能价值，成为现实的文化新结构。文化设施与文化组织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这一点，我们以往在对五四新文化的研究中重视不够。
    文化设施和组织是在时空中持续存在的，具有文化创造、传播和整合功能的文化物质单位。因之，在文化学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视作文化丛。五四新文化首屈一指的文化丛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类报刊社。《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夏在上海开始筹办。同年9 月15日在上海群益书社支持下创刊。开始名为《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在发展中萃集了一批极富文化创造才能的编委，如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这批佼佼者的耕作下，新文化如泉水喷涌，辐射四方。开初每期只印1000本，后来“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22〕，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在创刊辞中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三年后，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对《新青年》杂志办刊方针的概括仍然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斯（Science）先生”。 新文化的形式方面--白话文运动也由《新青年》杂志掀起。1916年《新青年》杂志第二卷二号上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此信为蔡元培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1917年元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纲领性文献。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在实践上作出反应， 改为白话版。至五月四日爱国运动时，“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青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23〕。副刊也转向宣传新文化。如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一时为人所称道是“四大副刊”〔24〕。这样，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新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新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整合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文化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