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报刊史料对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报刊史料占有重要地位和起着巨大作用。众所周知，对近 现代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翔实和准确史料的基础上。报刊史料在 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为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便利与可能。研究的深化 一是指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二是指将原有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这都有赖于借助报刊史 料才能取得可观的成效。本人在研究工作中体会到，报刊史料对拓展、深入近现代史研 究所起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现代报刊史料能补充与增添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新史料，以进一步推进人物 生平活动和思想实践的研究。我想以有关孙中山研究新史料的发现和增补来说明这个问 题。国内已出版的孙中山文集及年谱长编等，都从近现代报刊上发掘和增补了大量的新 史料。据笔者统计（下同），仅《孙中山全集》第5～6两卷，就从《民国日报》、《中央 党务月刊》、《广东群报》、《民信日刊》、《国民公报》、《时报》、《羊城报》及 《益世报》等20多种报刊上，增补了537篇新史料，其中从上海《民国日报》中收录者 为225篇，从《中央党务月刊》中采撷的有136篇。《全集》的其他各卷也收入了报刊上 披露的不少新史料，如该书第2卷就从《民权报》、《天铎报》、《太平洋报》及《民 主报》等各种报刊上，采录了150多篇新史料，其中《民立报》上的占105篇。
    由于孙中山活动的范围广，交游国内外人士多，有关他的文献资料散在海内外者不下 数十万件，故《孙中山全集》的收入难免会有遗漏。有人指出：仅在1912年的《申报》 和《大公报》上，就发现有“全集”未收入的“佚文38篇”，“异文30篇”，合计68篇 。[13]（P123）因此遂有《孙中山集外集》及《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的先后问世。这两书 的新史料几乎有过半是从报刊上收集来的。如在《孙中山集外集》中，报刊史料篇目的 收入量，分别占论著、演说、文电、文告、规章、杂著等6类收入数的66.7%、72%、64% 、66.7%、58%、52%；《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共从各种报刊上收入论著、谈话、函电、 公牍等374篇，占该书总篇数的56.9%。这些报刊上的新史料，对深化孙中山研究的帮助 很大。如从上海报刊上采到的孙中山与袁世凯的10多次谈话，就为研究孙、袁之间复杂 的矛盾斗争，及研究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的谋略及其品格，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孙中山年谱长编》是一部约156万字的巨著。它客观而真实地叙述了谱主孙中山光辉 的生平活动和革命征程。北京的一位著名史家在审稿后写道：“《孙中山年谱长编》资 料搜罗之宏丰，叙事之翔实，考订之精审，对已有成果之吸取，都是以往同类作品难以 望其项背的。”该书因此而荣获国家教委、广东省等3项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该 长编“全书征引论著资料等330余种，征引期刊杂志110余种、报纸50多种，利用中、英 、日、俄文档案多种”。[14]可见报刊史料是其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据笔者统计，仅 “年谱长编”的1924～1925年部分，就从《广州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申 报》、北京《晨报》、《顺天时报》及《中国国民党周刊》等20几种报刊上，采撷了81 5条新史料，并运用它们来叙述谱主在国共合作实现后的思想活动和战斗历程。有人曾 评论说：“1924～1925年3月部分的篇幅，约占全书字数的1/6；里面第一次以大量的史 料记叙了孙中山努力建立和维护国共合作，及其推行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史实”。[14]使孙中山晚年的生平活动厚实丰满起来，正是“年谱长编”大大超越台北 版《国父年谱》（增订本）的突出贡献。这全赖于报刊新史料的发掘收集与准确运用。
    其次，近现代中国报刊史料有助于我们开拓史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领域；一全份或某 些重要地方性报刊的发现，其史料往往可以拓展与深化该地方史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 ，可用广州《民生日报》史料与辛亥粤省军政府研究为例来说明之。辛亥革命时期各省 军政府的研究，囿于史料不足，向来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往民初粤省军 政府的研究也是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本校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广州《民生日 报》（1912.5～1913.10出版）。这份由广东同盟会员主办的革命报刊，经常刊登广东军 政府发布的律令、条例和其他公文，并及时报道军政府各部门的重要会议及其他的一系 列活动。实际上可视其为军政府的机关报。本人依据和利用《民生日报》上刊登的大量 新史料，很快就开拓了广东军政府研究的新局面，先后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民初广东共和制度的建立及其失败》、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与民初粤军政府推行的地 价税契案》、《广东民初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广东军政府裁编民军新论》、《民 初广东教育改革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孙中山民初的施政方策与当时广东军政府的实 践》、《“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等8篇论文。它们剖析了广东军政府的机 构与人员组成、施政的具体内外政策，及其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从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教等各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论证了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制的地方革命政权。这些成果填补了广东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空白，丰富了整个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报刊史料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近现代中国报刊史料有助于我们辨明和订正一些史实谬误，以还历史事件与活 动的真实面目。本人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切身体会，拟从下面三点来说明之：
    第一，报刊史料可帮助我们纠正回忆史料之误差。如关于何香凝曾否为蒋介石、宋美 龄结为夫妇证婚的问题，自廖梦醒女士1984年在忆述中说：“母亲拒绝”当蒋宋联姻的 “证婚人”，“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婚礼”以来，（注：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几乎所有研究何香凝的论著都将之作为信史加以征引 。笔者在1989年出版的《廖仲恺和何香凝》一书中，就曾引用这一史料；此说甚至还传 讹至今。（注：有人在前不久出版的论著中仍沿用廖梦醒的说法，参见蒙光励：《廖家 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而实际上，本人早在1994年就 根据1927年12月初上海《申报》关于何香凝与蔡元培、李德全等人一同参加蒋介石和宋 美龄结婚典礼全过程的详细报道，[15]对廖的忆述进行过纠谬：当时我撰写了《从何香 凝为蒋介石证婚说起》一文，发表在该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明确指出“现有史 料充分证明，何香凝不仅出席了蒋、宋的婚礼，而且还是证婚人之一。”[16]（P176）依 据《申报》史料得出的这一结论，既还历史事实以真实面目，又对几年前拙著误引廖说 一事进行了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