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战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攫取菲律宾；门户开放政策，日俄战争中美国扮演的角色， 犹如三级火箭把美国推上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从此，美国的触角，伸向远东，进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事务，表现在摩洛哥危机，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这样，美洲的门罗主义，亚洲的海·约翰主义；前者门户闭关，后者门户开放；一关一闭，互相配合，从而使美国外交政策发展呈现这样一个格局：从美洲走向亚洲（远东）卷入欧洲；并有席卷全球的趋势。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还处于大变动的前夕，因而还不可能制订或调整适应这种变化过程的内政、外交政策。尽管60年代美国经济力量居世界第4位，90 年代跃居第1位，但由于南北战争以及长达12年的南部重建等一系列重大内政问题， 决定了美国的政策目标，还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是世界性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塔夫脱的“金元外交”都是地区性的、主要是针对拉美地区。从1898年至1914年，美国对外政策最关心的是：“加强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新建立的地位，为开凿和控制巴拿马运河作一些必要的外交安排”⑨。在欧洲，“仅限于维持一种友好的商业、文化方面的交流，围绕着有关公民权和移民等技术性问题，以及参加带有人道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的多边国际会议。”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立即引起美国经济的混乱，但我们很快便发现，对美国更具意义的是，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战，给美国带来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或任何些微的冲击，而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机遇，夺取世界霸权的机遇。如果说，美西战争与西奥多·罗斯福使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话；那么，1914年8 月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便为美国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准备了条件。由于军火行情的高涨，美国的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增长。从1916年元旦到1921年战时生产结束，美国大公司获净利380亿美元（11）。大战期间，工业总值由239亿美元增至620亿美元，为战前美国所未见；战前美国欠欧债60多亿美元，战后则有20多国欠美债务94亿美元（12），这是美国加紧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基础和后盾。美国的机会来了，美国抓住这个机会连续出击。于是有，从所谓的“中立”到实际上的参战；从“没有胜利的和平”到“战胜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最后到“从心理战策略”出发的，以“实用主义方式”搞出来的“十四点”声明（13）。美国作为平衡砝码的份量竟至主宰“人类命运”的地步（14）。一切看来是那么的偶然，却又那样地必然。威尔逊于审视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时宣称，“金融的领导权将是我们的。工业的领导权将属于我们这方面。商业的优势也将属于我们。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都跟我们的领导和指示。”（15）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威尔逊那么念念不忘成立国际联盟；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国联破产后，威尔逊有多痛苦。1920年，巨大的失望使他再也顾不上说什么“拯救异教徒……”之类，他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富有成果的领导地位，去换取一无所获的独立政策。……我们曾经有机会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我们失掉了这个机会，而且我们会很快就将亲眼目睹这整出悲剧了。”（16）表露了他对操纵国联，进行主宰世界战略受挫后的深深遗憾。
    其次，是帝国主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拆散旧的各种同盟或协议：
    一战前，至少是美西战争前，美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的角色，而当时的美国也的确安于扮演这一角色。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使得美国被排斥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达成的各种同盟或条约之外；之后，美国外交（世界性的）变消极为积极，反被动为主动，这时美国一开始便感受到来自以前各种条约或同盟的束缚和阻力。最明显的有5个，如1915年俄法、俄英条约；1915年的伦敦协定；1917年的俄法协议；特别是远东的英日同盟，更是美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障碍。美国要夺取世界霸权，首先必须拆除这些障碍。威尔逊在1918年9月27日的演说中宣称：“在国际联盟的普遍而共同的家庭里， 不容再有任何联盟或同盟或特殊的条约与谅解之类；也不容有自私的特殊集团；不得运用任何方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但为了纪律和控制起见，国际联盟本身得行使经济上的惩罚，使受罚者不得参予世界市场”。（17）成立国联，正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拆散旧的障碍，夺取世界霸权，“破坏”与“建设”，双重使命，同时并举。
    再次，威尔逊本人的理想主义成份：作为学者，威尔逊本人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作为政治家的威尔逊，却往往不能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威尔逊，集中两种哲学，双重性格：一个是精神世界的；一个是现实世界的。我们说，发生在威尔逊身上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似乎从这方面理解，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哲学也有协调和统一的时候。在国联问题上反映了这一点。我们不想否认，威尔逊成立国联有理想主义成份；但同样肯定的是想通过操纵国联进而主宰世界，这又有实用主义成份。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国联又可以作为战后欧洲秩序的保障，凡尔赛和约实施的保证：
    战争结束后，该如何防止下一次战争的重演？条约缔结后，又该怎样保证条约的实施？这些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我们说，国联的产生也是基于对这些现实的考虑。如果说，凡尔赛和约是暂时性的解决；那么，国际联盟则是永久性的措施；如果说，凡尔赛和约，是意识性的解决，那么，国际联盟则是物质性的体现；如果说，凡尔赛和约所赋予的和平是所谓“公正的和平”的话，那么，国际联盟所确立的和平，则是所谓的“持续的和平”。所以说，在考察国际联盟成立的背景时，这点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