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澎湖屿是闽粤沿海人民往来台湾的跳板，历来台、澎一体，台湾与澎湖仅隔一水，朝发夕至。连横认为：仅“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而终唐之世，竟无（？）与台湾交涉也”。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台湾之北曰澎湖，二岛相连，互为唇齿，编户甚蕃。”据近人张崇根考证，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立了政权机构（注：张崇根《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立政权机构》，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元代在澎湖也设置了巡检司（注：孔立《元置澎湖巡检司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隶属于泉州晋江县，巡检司管辖台、澎的民政。这决非偶然，可以断定，在台、澎设立政权机构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一定有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从内地移居闽、浙及粤东沿海地方，然后迁入台澎。传说六朝时，卢循起义失败后的余众，有一部分逃居于闽粤沿海，在粤地的称之为“卢停”，在闽地的则称之为“泉郎”（注：“卢停”见《岭表录异》卷中（收在丛书集成初编），“泉郎”见《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为近代操舟于闽粤沿海的一部分水上居民的祖先。
    “唐末、五代、两宋，大陆人民纷纷移居台湾，特别漳州、泉州的人更多，当时台湾的北港（云林县）更是过往贸易登陆港口，故称台湾为北港。”（注：黎赞《今日台湾》，海洋出版社1979年版。）
    世居台湾的林君清氏写的《根祖》一书，记载其祖先移居台湾的情况：“隋炀帝派吏赴台者三，几经周折，使舶漂泊南蛮，即吾祖潮汕地。遂招南蛮驾舟护卫，随从八十有六，南民力大无比，驾舟镇海，安抵长台（台湾岛），黄榜文书，农作织造，诸事皆全……出使公务毕，随返朝述职者四十有二，余四十有四皆为南民，则尽留富岛（台湾）授技，土客皆迎，散至长台各处，各业兴隆矣！”（注：林仙健《潮梅人在台湾》，载《韩山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今住居在台湾的汉族大姓如陈、林、张、钟等姓，皆有族谱，本家乃源于中原，随族人迁徙至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复移居台湾、澎湖，子孙繁衍，已有几十代之久（注：林仙健《潮梅人在台湾》，载《韩山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
    随着大陆上汉族人民的迁入台、澎，汉文化也传播到这里。如释华佑游记写道：“里刘（台湾地名）有唐碑，上书‘开元’二字，分明可辨……”（注：转引自《台湾诗荟》杂文钞，收在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在台南等地，“也发现唐宋时代的瓦瓶、古钱等器物”（刘大年等著《台湾历史概述》）。由此看来，唐代诗人和道士施肩吾率族人迁居澎湖，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例证。
    隋唐时期，琉求（包括台、澎）与闽、浙、粤沿海之间往来密切。在隋代，炀帝派遣的将军陈棱，当他迁回大陆时曾带来几千名男女（注：《隋书·琉求传》。），有的历史文献记载是迁到福州的福庐山（注：明代何乔远《闽书》。）。到了唐代，台、澎也有人迁入福建，如剌桐花种植于泉州等地，便是一个很好的物证。陈陶在其《泉州剌桐花咏兼呈赵使君》诗中，写下了“越人多种刺桐花”的诗句。与陈陶同时代的方干，在他写的《送人宰永泰》诗里，也有“风烟渐近刺桐花”句，在唐代，福建的泉州、永泰等地已普遍种植刺桐花了。而日本的交通史学家桑原隲藏在其名著《蒲寿庚考。》一书中论证，刺桐大量移植于泉州是在五代留从效割据时期。陈陶抵达泉州的时间当在公元九世纪（注：《光明日报》1959年9月20日刊登温蠖《吴蜕和陈陶》对此已有怀疑；岑仲勉《读全唐诗扎记》认为陈陶之卒，当（在唐）昭宗（888年）以前。），较留从效割据泉州要早一个世纪。据日本的坪井博士研究，刺桐花的原产地在今琉球群岛、台湾（注：转引自（日）桑原隲藏《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即《蒲寿庚考》）冯攸译本第52页。）。这就说明，刺桐花大量种植于泉州等地，是唐代汉族人民开发台、澎一带的重要收获之一；和汉代从西域移植葡萄、苜蓿于内地一样，可以前后比美。
    有一种偏见，如台湾学者蔡同炳便认为：“唐代的闽粤二省，犹多未经开发的烟瘴恶地，一般人都视为畏途”，“施肩吾在进士及第后就矢志归隐，他既不曾到闽粤去做官，似乎没有必要的理由去冲瘴冒暑，远游南服。何况他是一个十分注重摄生的人，更不肯轻易冒险犯难。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大致很少可能到过闽粤二省。既不曾到过福建（？），自更少有可能由福建渡海来到澎湖”（见《施肩吾及其岛夷行诗新考》，收在《台湾史研究集》，台北1980年4月出版）。蔡氏自供他在十余年前撰稿时，连分水县志也未曾看到，而且施肩吾的传记资料过于缺略，他只得从施肩吾诗集中去寻找其一生游踪所及，有确切地名的曾到达苏浙豫陕晋楚湘赣八省；还有题为“《海边远望》等诗，由于《全唐诗》中所收的施肩吾诗并非全豹（施的《西山集》原有十卷，只存一卷），蔡氏不得不承认“似乎不能遽尔断定他不曾远游闽粤”，于是他便大胆假设了施肩吾未曾远游闽粤的以上两点原由，然而，蔡氏的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