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从它发生的那一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在纪念它、研究它，发掘它的意义和经验教训。因此，历史上的“戊戌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而研究戌戌变法的历史也恰好到了一百年。在这年复一年的纪念和研讨中，这场大规模的变法运动被不断抽象、概括、简化，被描述成了一场资产阶级所领导和发动的、自上而下的、仅仅进行了百日的改革运动，其主要领导人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其同情者是无权的光绪皇帝和一部分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而血腥镇压这场维新运动的则是坚决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和直隶总督荣禄等封建顽固派。
    历史是否真的这样简单？戊戌变法是否真是这样一幅样子？到甲午战争后，满清统治阶级中的实权派是否还是那样顽固不化、坚决反对任何变法？这场运动是否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康、梁是否真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对维新变法运动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谁？这些问题不解答，戊戌变法研究就很难进一步深入，因此，有必要提出来，和同仁们商榷。
    历史有多个层次，一是过去曾发生和存在过的；二是有关过去事情和人物的记载；三是研究者利用过去或同时代人所留下的记载而写成的关于过去的著作。第一层次意义上的历史是客观的；而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历史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它是由人写成的，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既可能有相似或相同的记载和解释，也可能有着完全不同乃至对立的记载和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这些记载和解释的历史学家的不同的学识背景（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历史学家，如果不考虑这种复杂性，就很难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下面就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方家指正。
    第一、“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开始严肃思考这一问题
    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逐步分化，出现了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些谈“变”的有识之士。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统治阶级中这种主张“变”的人越来越多，“洋务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一个后起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尚属弱小的日本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的分期点。这时候，中国真正地走出了天朝大国的梦幻，而较为清醒地面对正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局面。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提出了变法的要求。有的当权者已经意识到，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不变则毫无出路。
    1895年4月底5初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连发三信，分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和、大学士李鸿章，痛切地提出了变法的问题。在致王文韶的信中，盛宣怀提出，中国以暂时接受《马关条约》为上策，但如果“马关之约甘心顺受，向以纾宵旰之忧，而保中原之危局。皇上若果能奋发以图自强，与其不忍于须臾，而以京畿一带为孤注，不若远效越、吴，近师普、法，含忍目前，力筹报复”。（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第一册，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在给翁同和的信中，盛宣怀同样提出了请翁同和敦促“皇上毅然变法”，“力筹报复”的主张。（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第一册，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而在致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尤为痛切地提出：
    丧师失地之后，即不为收复计，亦当为善后计矣。中国苟能发愤自强，除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其转移之柄在皇上，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之论，微我中堂，谁能发之？夫殷忧启圣，国家转弱为强，中兴在此。而痛苦陈词，元臣反过为功，晚节亦在此。如果言而不听，听而不行，则慷慨乞休，不再迁就，乃足以对三朝而谢天下。（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第一册，4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