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这两派之间的是各种各样的变法主张，一般说来，统治集团中的正式成员，即拥有相当官衔和地位的人，特别是在一线直接处理各种实际的政务官员，多赞同或接近第二种主张，如李鸿章、刘坤一、陈宝箴、王文韶、张荫桓等均属此类，严复等中层官员亦多赞同此种变法主张。而政府中与实际政务相隔较远的官员，如御史、各部堂官、翰林学士等，则一分为三，一部分赞同张之洞的主张；一部分赞同康有为的主张；另有极小一部分则既不赞成张之洞的主张，也不赞成康有为的主张，而是主张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所谓的“顽固派”。作为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阶层，对变法的看法也与不接触实际政务的政府官员的态度差不多，大体分成三种，此不重复。
    作为统治集团中最核心人物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无疑是变法中的决策人物，没有他们的首肯和支持，任何变法举措都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凡是有利于“国家”（即皇帝与政府）富强的变法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凡是不利于“国家”富强的变法措施，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赞同张之洞式的变法主张和实践，也对康有为所描述的变法蓝图表现了审慎的兴趣，但对其“改制”等主张则表现出极端的警惕和反对。统治集团上层的这种主张尽管在当时看来是切实可行的，但与先进分子和人民大众急于摆脱民族危亡的迫切心态却是格格不入的，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有着相当的差距。正因为如此，当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王朝最后一批强权人物于本世纪初相继去世后，满清的统治便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
    由此可以看出，变法期间主要的分岐不是变与不变之间的对立，而是体制内变还是体制外变之间的对立，是从人事变革开始还是从经济、社会、军事、教育等变革开始的对立。这两种不同主张哪种更好或更坏，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多褒一种而贬另一种，但实际上，这两种主张都是变法的主张：没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变法，其效不可能久远；没有切实可行的实施措施的变法则难望成功。理想的做法是将两者有效的统一在一起，但这是十分困难的。维新变法中的这两种主张不仅没有能够由最初的联盟而走向完全的统一，反而很快对立和冲突起来。这种对立和冲突首先表现为围绕着《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而展开的学术理论上的论争，不久又进一步发展为实际变法过程中的人事对立和冲突，最终成为戊戌政变的主因之一。“法”是统治阶级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变法”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举措。如果变到要了他们的命，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变法就是革命。
    第三、主张变法人物中的核心和边缘
    变法中的主角是谁？过去都是以戊戌政变中受镇压和排斥的后果来确定的。戊戌八月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发表了大量论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注：关于此书的成书过程及其影响，可参见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载《近代史研究》，1997（4）；关于此书内容的考辩及其与袁世凯《戊戌日记》的比较，参见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考辩》，载《戊戌维新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香港中文大学）。）影响尤其广泛。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和被杀的六君子及被罢官的陈宝箴等少数人被说成是变法的领导人和主角，说他们企图利用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来推进自己的变法计划，从而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此种看法大有可商之处。首先，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变法都是出自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只有他们才可能从全局上领导和实施变法。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近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中央政府的六品主事，不可能从全局上推进维新变法，六君子虽职位稍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皇帝，但其影响也不宜估计过高。而有能力把变法推向全国的只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其次是中央各部主要长官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他们有条件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因而对国家的危机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由于他们担负着实际的外交、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事务，对改革的迫切性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如果说到“利用”两字的话，与其说是康有为等想利用光绪皇帝来变法，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想利用康有为等人在允许的范围内来进行变法，以摆脱危机，实现国家的富强，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旦康、梁不听话，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则必将被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