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政变发生以后看，过去那种慈禧太后再出垂帘，尽废新政，仅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的说法同样过于简单化。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当时的史料，就不难发现：
    第一、慈禧在政变以后所颁的各种诏书中，从未公开宣布自己反对变法，而是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我们甚至经常可以在各地之报纸中发现慈禧读新政时务之书，劝官员关注时务的报道。
    第二、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措施，有的被取消，如原被裁撤的湖北、广东等省巡抚重新设置，被裁撤的詹事府等中央政府机构也被恢复；有的直接保留，如京师大学堂；有的则恢复旧名，担保留新内容，如百日维新期间湖南所设的保卫局恢复原团练之名，但保留新设的各措施；有些在百日维新期间未及实施的新政命令在政变后得以逐渐实施，如两湖派遣留学、北洋和河南裁减旧军增练新军、陕西及两江开设武备学堂、两湖裁汰冗员、甘肃和新疆创办中俄合资金矿等等。[19]
    这些事例都说明，八月政变并不是变法的完结，而只是清朝统治者在发现康有为等人在变法过程中已越出常轨并对自己的统治乃至个人的生命构成威胁时才采取断然措施，对变法进行调整，清除那些有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物，把变法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和影响；而是反对简单化处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方法。首先，康、梁所描绘的变法蓝图和理想目标正是近代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曾经激励过整整一代人为之奋斗。其次，他们所提出的官制改革等问题本身并没有错，当时的官制确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迫切需要改革。第三，激进与缓进总是相对的，没有激进也就没有缓进。正因为有了激进，才可以不断地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鞭策清朝统治者，使之不断改革。从这种意义上说，庚子以后的“新政”是戊戌变法的自然延续。
    简单化地处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暴露了我们史学思想、史学观念的混乱。公式化、脸谱化的史学，常常武断地对历史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原来丰满、真实、生动、多样的历史变得干枯、无味，因而离历史的真相也就越远，无法从中汲取真实的经验教训。若想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就必须对此加以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