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2)
此时的帝师翁同和已意识到中国“非变法难以图存”。(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429页,神州国光社,1953。)封疆大吏和高级官员也纷纷吁请变法。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培养人才疏》,提出变法建议13条;御史胡燏芬上《自强变法疏》;(注:具体内容见《戊戌变法》第二册,269~289页。)张之洞则请准两湖和两江创办自立军,设立新式学堂,改革旧有书院,增课西学。 处于统治集团核心地位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有了变法的迫切愿望。光绪皇帝也逐渐意识到,再不变法自强,“何以为天下主?”(注:《戊戌变法》,第一册,330页。)他发布上谕,号召汲取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发愤图强。光绪二十三年底,他发布诏书,令各大员举荐人才。(注:内容详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4014~4015、3625~3626、3631页,中华书局,1984。)慈禧太后则告诉光绪皇帝,“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主,吾不内制也”。(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第一册,464页。) 这些事实表明,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实权人物,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总体上是趋向于变法的,而不是象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顽固反对任何变法。统治集团中确实有非常顽固的反对变法者,但这些人从总体上看已经不占据核心地位,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出于慈禧太后为了防范、牵制激进的变法势力而故意保留的一些人物。 第二、变法中的两派斗争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岐 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主张变法,但并不等于说他们支持所有变法的主张和实践。 维新变法时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变法主张和方案,但综合起来,则大致不外以下两种: 一种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主张和方案。这派人从理想出发,为中国描绘了一个宏伟的变法蓝图。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正因为如此,这派人往往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奉命传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首变官制”(注:见《翁同和日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必须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出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注:关于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事,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及《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文汇报》,1986年4月6日;汤志钧:《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载《中华文史论从》,1986(1)。)均是此类激进的表现。这派人学术上多主公羊学,杂以佛学中的某些主张,并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学说相比附。他们的变法主张在理论上有强烈的改制倾向,在实践上有急于超出现存政治体制框架的行为表现。此派的变法理论更多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中华民族突然由先进变为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下,迫切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处境的强烈的爱国愿望。尽管他们的主张中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内容,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险境下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从总体上看,如果他们的主张能够付诸实践,无疑会大大加快中国发展的速度,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 第二种则是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变法主张。这派人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职,富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入手,从一点一滴的基础工作做起,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法。他们所注重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阶段性的成果,而不是一次性的远期的总体性成果。学术上,这派人多主实学。(注:关于晚清实学的发展情况,可参见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关于张之洞的实学思想,参见冯天瑜等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他们多主张以中国道统为根本,并吸收西方有用之学,即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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