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提到，施肩吾隐居洪州西山之后，热衷于炼丹求仙，为了寻找丹药、访道成仙，东海海边传说的蓬瀛仙岛，便成为他长期寻觅的目标。这里再举他写的《感忆》诗作例证：“暂将一苇向东溟，来往随波总未宁；忽见游云归别坞，又看飞雁落前汀。”由此可见施肩吾一生出游频繁，不遑宁息。施肩吾的游踪是很广的，请看他写的《遇李山人》诗：“游山游水几千重，二十年中一度逢，别易会难君且住，莫教青竹化为龙”。施肩吾虽然没有在闽粤做官，然而在唐代，许多有名的道士与文人纷纷南下，到闽粤海边，或逐山水之胜，或至道家的洞天福地求仙，比比皆是。例如粤东的罗浮山便是轩辕集等道士长期修道并为施肩吾所景仰的名山；而福建泉州一带的沿海岛屿，更是诗人称羡的地方。比施肩吾稍晚、入洪州西山隐居的陈陶，据其诗集，就从洪州出发，经鄱阳水道，自白沙溯流而上，翻越闽岭，上建溪、闽川，抵达福州、泉州，并到过海边的岛屿。陈陶被泉州沿海的亚热带风光吸引住了，他称羡泉州“石氏金园无比艳”，“刺桐屏障满中都”，“赤帝尝闯海上游，三千幢盖拥炎州”，内地的名园胜景也比不上海岸的迷人景色。他写给《投赠福建桂常侍》的诗中说：“不知珠履三千外，更许侯赢寄食无”，他甚至要求长期在福建做一名门下食客。作为道士的陈陶，也相信海边有“蓬莱”与“阿母”的仙岛，为此，他亲自登过沿海的岛屿，“百里遵岛径，蓬征信？{徊……山深石林冷，海近腥气来”（见其《宿岛径夷山舍》诗）。这和施肩吾在《岛夷行》诗中描写的“腥臊海边”又何其类似乃尔？唐代其他知名的文人来福建旅游隐居的颇不少，如罗隐，“自号江东生，咸通中屡应举不第，流落江南闽越间，曾？游晋江罗裳山、五髻石壁及惠安螺山”（引自清同治修《泉州府志》卷64）。
    闽粤二省的开发，山区和沿海海岸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在唐代中期以后，福建的泉州（剌桐）港，对外贸易与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日本的东西交通史学家桑原隲藏在其名著《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得出结论：“唐代回教徒传布于广州、泉州、扬州三处，深信九世纪中叶，泉州已为蕃客通商之埠。”勾稽中外文献，结合已发现的文物，桑原氏这一看法是可信的。“唐代中期以后，福建成了华南重要的文化经济的先进地区”（注：日人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由于这里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安定，福建曾被号为“乐邑”（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中原的汉族人民往往经由江西及浙江，陆续地迁居福建。沿海的泉州港是我国南方四大贸易港之一，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在远程商业的刺激和小原汉族迁入的推动下，一方面有数以万计的远方蕃客来到泉州（刺桐）港经商和传教；另一方面汉族人民也从这里出海。而离泉州航程最近的澎湖与台湾岛，为“泉之外府”，经济往来频繁，“工商兴贩以乐其利”（注：引自清代修《澎湖厅志》、《岛夷志略》。）后来甚至发展到在岛屿上造房居住。屯田戍垦（注：见宋代楼钥《攻媿集》。）。
    在中原汉族人民向岭南、福建迁移过程中，江西是很重要的交通大道。向达先生指出：“唐代商胡大率麇集于广州……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故《太平广记》中屡及洪州之波斯胡人。至洪州后，或则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则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至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先生注意到广州的对外贸易，勾画了岭南与江西等地的水陆交通线；但对唐代中期以后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达与闽赣之间的交通，则未涉及。
    在唐代，“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鄱阳湖南沿的一个港口）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注：《唐国史补》下“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条。）与施肩吾同时代的沈亚之，记录了一则故事，“郭常，业医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海外波斯安息之货”（注：《沈亚之集》。）。公元九世纪后半期、高骈镇淮南时，“闽岭鄱江，豁通道路，……万国之梯航竞集”（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五“奏诱降福建草贼”条。）。由此看来，唐代东南各州的水陆交通，特别是由洪州至闽浙沿海，交通是颇为方便的。
    当然，东南沿海人民渡海抵达台、澎，除了走上述由鄱湖至福建这条交通线外；还可由粤东的潮州渡海前往，如隋代陈棱所率的士兵一万余人就是从义安（今潮州）渡海抵琉求（台湾）的。浙江东南沿海的明州、台州等地，也是出发渡海的港口（注：（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谈到遣唐使后期返日本走南路，曾从明州出发乘中国商船；又《云溪友议》“彰术士”条：“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赴台州……罗郎中迁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