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一片赞扬和提倡声中，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样地热情和乐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一书的作者们就对海外市场需求或出口扩张的作用持保留态度。例如魏德认为“很难说出口贸易是使［东亚地区］就业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⑧如果说魏德等人没能提供充分的经验数据证明出口贸易对东亚经济成长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另一些作者对出口导向战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则更引人注意。迪尤在研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其政治条件时发现，东亚“四小龙”在发展中都曾受到压力而对劳动力价格和劳工组织进行控制。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的主体为劳动密集型，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恰是廉价而可靠的劳动力资源；出口导向型发展能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平稳的、非政治化的劳资关系。这就需要对工人在政治上进行压制。⑨但迪尤的论证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除极个别的例子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都没能实行民主政治，无论在经济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有些学者在探讨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间的关系时，认为这两种发展战略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经常被同时采用，或被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举例说，按怀特和魏德的研究，台湾和南朝鲜都没有采取纯粹的出口扩张战略。两者实际上不仅都在工业化早期实行过进口替代保护政策，就是在70年代中也都没有完全摒弃这一战略，而是根据经济的调整和发展需要，将两种战略混合使用，互为补充。⑩因此，进口替代战略并不必然限制经济发展。哈格德指出，推行出口引导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通常以一段时间的原料和农产品出口作为开端，随之跟来的是进口替代时期（如台湾在50年代中）。原料和农产品出口的局限和问题，部分地是由在某些部门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更主要地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克服的。（11）人们已认识到，早期的进口替代保护政策扶助了新生的工业，为以后的出口扩张型增长奠定了基础。（12）
    有人质疑，出口导向型战略虽倍受推崇，为什么只有东亚“四小龙”实现了长时间的高速和均衡发展？对此，有学者认为恰当的经济战略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构不成充分条件。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有效地贯彻这些战略不可避免地包含各种利益的再分配，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因而涉及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远远超出了单纯经济关系的范围。正如贾菲所概括，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实现出口导向型增长，“取决于其控制国内劳工力量、协调企业、以及吸引外资的能力”。（13）
    尽管有不同看法和疑问，大量统计资料仍表明出口导向型战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好的适用性。如数据显示，亚洲的第二组发展中国家（除新加坡之外的东盟四国）在70年代有目的地转向出口扩张，取得了远高于6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在60年代中，泰国和马来西亚由于比较重视出口贸易，也比相对内向型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更好的经济表现。而亚洲其他的内向型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至今仍难以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显然，众多亚洲国家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巨大优势。（14）
    国家干预决定论
    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是战后数十年间十分突出的国际现象。尤其在第三世界，强有力的和发展导向的中央政府被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看成加速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研究国家机器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东亚成功中的作用，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热点。
    最早系统地讨论国家在后进社会迎接现代化挑战时的作用的是亚历山大·戈申库伦。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观察》（1962年）一书中认为，当一国的经济落后程度尚未达到某一点时，新兴私人企业的发展能够加速工业化步伐，但如果经济水平差距太大，单靠私有经济的运行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不利地位，这就需要由国家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迅速有效地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扩大资本积累，才能加快实现工业化。换言之，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中央政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就越大。阿兰姆专门研究了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从东亚的经历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即认为政府应尽量少地干预，而让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指出，日本、台湾、南朝鲜的政府不但都对各自的出口导向经济实行有力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比在进口替代体制下更加广泛。（15）许多人相信，东亚之所以能建立反应灵活的体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恰恰在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引导和干预。这才是东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除香港外，所有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进程的所有主要阶段，都广泛采取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措施。因此，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政府的行政能力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那么，国家究竟在东亚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及政府应怎样干预经济呢？贝拉·伯拉萨虽不否认政府组织在东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认为除了南朝鲜的造船、钢铁和台湾的几项战略工业外，东亚地区政府的主要贡献仅是“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如传播通讯设施），提供稳定的刺激系统，以及保证政府将帮助而不是妨碍出口”。（16）阿姆斯登则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不仅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对农业剩余产品的提取规模和工业利润率等关键经济参数的控制上。（17）魏德认为，国家的作用绝不仅是帮助建立和维持市场运行所需的经济环境。他发现日本、台湾和南朝鲜的政府在战后几十年间建立了各种强有力的金融、贸易、外资控制等机构以进行有选择的工业提升，使新兴工业具有国际竞争力。
    里德认为，政府的干预能使市场机制运行得更好。比如，东亚的劳动力市场比其他发展中地区更为自由，而这是这一地区（除香港外）的政府严格限制劳工组织和工会活动的结果。国家卷入经济活动的另一领域是国有企业，在这方面，除香港外的东亚其他政府都在金融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钢铁、石油化工、重化学工业等）中拥有国有产业。此外，除香港外的这些政府还担负着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责，利用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来影响总体经济环境。这些政策对工业增长、出口扩张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市场机制的刺激。毋庸讳言，东亚繁荣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私有经济，但这并不能否定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里德断言，若没有国家在宏观调节中起的作用，东亚“无论在实现高速增长和出口扩张方面，还是在改善收入分配和其他‘生活质量’措施方面，都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