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调整能力”的角度研究中央政府的作用。他们发现，面对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东亚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具有突出的灵活反应及迅速调整发展战略乃至经济结构的能力。（19）例如，南朝鲜和台湾在50至70年代中灵活地交替或同时采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迅速建立和发展以轻工业品外销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体制。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型危机，以及由于东亚地区内部劳动力价格上升和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东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原有的经济结构逐渐失去其相对优势。面临新的挑战，东亚各政府迅速并且大幅度地调整产业结构，在出口导向不变的前提下，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同时大力开发新兴高科技领域，开拓新的市场，使原有的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其结果，东亚“四小龙”在80年代继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建立起新的相对优势。对于需要依靠国外资金、技术、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灵活反应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东亚地区的国家干预措施是广泛的和多层次的，如在经济上还包括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用于规划长远发展目标，指导私营部门，以及开辟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以各种优惠来吸引外资等。还有学者还提到超出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动员、普遍的政治控制、以及各种社会工程。有人认为，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至少在早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高度的政治权威主义”。这种权威主义政体“适合于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他们似乎相信，既然东亚工业化、现代化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权威主义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后者或许是发展中国家为尽快取得现代化和普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20）这个问题实际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间的关系，在理论界争论很大。
    综上所述，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干预主要是：提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有效动员和合理配置资源；建立宏观经济的调控系统；影响微观运行刺激机制以及创办公营企业。总之，在“国家干预决定论”看来，虽然东亚新兴工业国和地区自称尊崇自由市场经济，但实际上直接间接的国家干预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东亚的经验证明，国家的有力干预与经济的加速发展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因此，要真正理解东亚的经济成功，必须研究其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机能。有人甚至声称，“晚进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应被看作国家驯驭和利用市场力量的过程。
    也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决定论”提出疑问和批评。克拉克和莱姆考等在研究了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南朝鲜、委内瑞拉和台湾的案例后，指出“强势国家促进发展”这一结论过于简单化，有很多问题。第三世界中国家作用的加强既带来发展的机会，也产生风险。例如，由于无法获得充分的资源或由于政策上的问题，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招致失败。阿根廷的经历表明，即使资源条件具备，发展战略的实际结果仍有可能令人失望。政治和经济目标时常发生冲突，政体与社会间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迅速发生变化。国家机器的膨胀带来许多副作用，其中主要一条是官僚机构的低效率。此外，公营部门的腐化也窒息了创新精神，降低了经济效益。再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政府充当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和就业的机构，而这种趋势与经济效益原则相抵触。社会福利和经济计划的范围过大亦会超出政府部门管理和实行的能力。最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国家机器与人民群众间的关系紧张化，造成国家地位的虚弱和国家行为的专断，其结果很可能是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镇压。（21）
    乔治·菲立普也引用拉美国家的经历批评“国家干预决定论”。他强调，“几乎没有其他政权象拉美1970-1982年间的权威主义政权那样糟糕地配置资源，那样大量地盗窃（国家财产），或那样愚蠢地挥霍。……皮诺切特的智利仅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律。”（22）这些分析和评论，对那些过分热情的“国家干预决定论者”，应是一剂清醒药。它提醒人们，经济发展需要国家有力的干预，但国家干预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发展，有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关键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应当干预经济，而在于怎样干预。笼统地讲国家干预的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也有些简单化，重要的是分清在什么方面干预和用什么手段干预。
    儒家文化影响说
    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满意经济战略论或国家干预论对东亚发展的解释，认为仅仅强调“好政策”、“好制度”不能充分说明东亚成功的内在动因，并提出了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即认为东亚的发展与儒家的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关于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作用。伯格认为儒家伦理及其渗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努力工作、服从权威、重视家庭等价值观念，是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1986年12月16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强调指出，儒家文化传统在新加坡30年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特菲尔德强调，日本和其他受儒家影响的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突出的特征是把文化传统用作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种重视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方式。（23）
    那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有何不同作用？戴鸿超认为西方型又称“理性型”，产生于西欧北美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文化上根植于新教伦理当中。这种“理性型”模式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理性精神的目的是追求效率（意指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成果或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其二，理性精神与个人主义（强调个体自主、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不可分割；其三，理性精神中灌注了改造世界、战胜自然的欲望与活力。东方型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文化基础是儒家伦理的将家庭、亲友间的感情联系推广应用到社会关系中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生长在同一文化传统中便都是“同胞”。这一“情感型”发展模式也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它鼓励在所有企事业中建立和维持人际间的感情联系。儒家文化传统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和“人情”。第二，它崇尚集体意识。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价值观不受提倡，人们被教育要将个人利益服从于（从家庭到国家）集体利益。第三，它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尤其反对为寻求个人目的而损害集体的团结。（24）
    根据戴鸿超和其他学者的分析，儒家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组织的特点、职工与企业管理间的关系、企业收入的配置使用、以及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戴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东方型模式与西方型模式都有深刻的差别。（25）
    首先，在西方国家中，公司仅履行单一的经济职能，其唯一的目的是通过高效的生产和服务来赢利。而东亚的公司则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发挥多种功能的社会实体，一个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的机构。从单纯的经济效率角度看，企业举办大量“家庭式”的和社会组织式的活动是种浪费，但这是公司极其重要的社会投资。其结果，东亚的企业职工工作更加努力，愿意超时或超额工作。他们对公司往往怀有归属感和责任感，渴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发展公司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东亚公司的这种社会性投资有助于提高职工的士气并减少企业内部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