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西方公司里雇员和雇主结合到一起只是为了赚钱，通过市场和竞争，雇主用货币工资对雇员的工作表现进行“单轨式”控制。而东亚的公司同时采用经济手段和社会性措施对雇员的行为施加“双轨式”影响。除了使用工资、奖金做物质刺激外，公司还设法满足职工的社会性需求，如提倡员工间的团结，促进管理部门与职工间的合作，鼓励所有雇员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以分享喜怒哀乐，在企业中建立一种“信任、敏感、亲密”的气氛。公司还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扩大职工的福利，如补贴住房、资助文体活动、组织旅游休假等。因此，东亚的公司比西方同行更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更易于实现公司预期的目标。日本马自达公司的一个工会领导人讲，“我们的基本观念是，工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改善与企业自身的扩张密切相关，……这就是我们相信工会与企业管理部门合作的道理所在”。而关于企业管理中“丰田主义”和“福特主义”的讨论也证明，比起仅通过制度化渠道规范职工-管理部门关系的西方体制，重视人际关系的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更能唤起职工对企业的认同、忠诚和责任感。（26）
    第三，东亚民族一向以刻苦工作、勤俭持家和大量储蓄而著称。一般而言，努力工作加上生活节俭，自然使储蓄增加。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东亚“四小龙”的储蓄额急遽上升。1986年时，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和国家集团都高的储蓄率（储蓄额／GDP）。大量的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 既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又减轻了外债压力。1986年时，东亚“四小龙”和日本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国内总投资／GDP）。此外，东亚民族勤俭、 刻苦的行为特征使之易于在工业化初期成功地建立劳动密集型经济，随后，由于大量的储蓄，又能够适时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最后，儒家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这显然是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开发智力资源是个缓慢、长期、代价较高的过程，但能够获得巨大的、累积的、远大于成本的收益。东亚家庭的父母大都有强烈的愿望让子女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政府和社会也投入大量资源扩大和完善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1965-1985年间，东亚地区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人数的增长率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成为“四小龙”在80年代迅速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经济转移的有效润滑剂。教育的普及扩大了人们就业和提升的机会，从而影响到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使之向良性方向发展。
    在东亚文化“特殊性”吸引越来越多注意的同时，这种东亚发展的“文化解释模式”也受到来自各方，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挑战。冯庞恩指出，“文化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同样的社会文化因素在1960年以前没能催动“四小龙”的经济增长。（27）詹姆斯等人反对把劳动力质量和经营才干仅归因于文化传统，他们认为文化因素对工业化来说不是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28）哈里斯则声称这种“文化解释”“纯属荒谬”，只会把学术研究引入歧途。“如果儒家思想能够解释现时的经济高度发展，那它必须同样能解释过去的发展不足”，等等。（29）
    帕潘奈克提出了一些有理有据的质疑。首先，许多文化成分既可以解释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可以解释成不利因素。例如，东亚文化传统注重教育，但侧重的是学术而非实用；强调服从权威性也有可能抑制创新精神。其次，“文化解释”不能提供可以量化分析的论据。比如，南朝鲜在战后先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不到5％，而变发展战略后，年增长率提高了一倍，达到10％。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很多因素，但发展战略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同期南朝鲜的文化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变迁。可见，经济增长的加速乃是发展战略改变的结果，与文化传统无关。最后，一些没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旦实施同样的发展战略，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长，并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帕潘奈克的结论是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东亚经济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30）
    吴元黎在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为儒家传统强调家庭、对变革持保守态度，主张个人谦逊、节俭和反对大量消费，是助长裙带关系、限制商业扩张、丧失竞争意识、以及减缓现代化和市场扩张进程的根源。两种观点都能找到许多资料作为支持，因此很难说儒家伦理真的是东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31）
    文化传统是个“软性”概念，人们很难清楚地说明或准确地计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文化解释”的内在弱点和模糊性，多数从这一角度探索东亚成功的原因的学者对他们的命题和论断都十分谨慎。他们相信儒家思想为日本和“四小龙”奠定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基础，而儒家伦理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必然带来一些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特点。但他们也承认，儒家文化绝不是东亚高水平经济表现的唯一动因。甚至连坚持认为东亚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东方型”发展模式的戴鸿超也强调说，他们“不是要考察文化因素是否自身决定经济增长，而是了解文化怎样赋与东亚经济制度独有的特征，以及它如何不同于西方的制度。（32）
    如果儒家伦理真的在东亚现代化中起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一地区的政府就更有理由维护和弘扬这一文化传统。这也正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考虑的问题。但是，在伯格看来，即使说东亚的文化传统真的在战后该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人们也不能保证这种“文化优势”会在将来继续下去。况且，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也是活跃的，自发地对新的历史环境做相应调整。物质文明的飞跃进步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精神文化包括价值标准、伦理道德方面的变化。很多迹象表明，在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年轻的一代同他们的长辈相比有很强的个体意识，但他们的“集体观念”则薄弱得多。此外，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传媒手段的普及，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东方社会，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导致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动，从风靡各地的摇滚乐、弥漫社会的商业气息，到新的思维和行为取向等等。再从政策层面看，如新加坡政府一面在学校增设儒家伦理课程，一面也在大力推行英文作为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官方语言。“四小龙”的政府部长们多数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取得博士学位。象李光耀这样的老一代领导人一再提倡发扬东方文化，不也正说明年轻一代的传统意识渐趋淡薄吗？！既然年轻一代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人们似乎还没有足够理由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如果人们可以假定东亚的现代化成就既不单是移植西方文明的产物，也不仅是继承东方传统的硕果，而是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那么以东亚为典型案例，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文化融合现象，无论对总结过去、把握现在或展望未来，都具有更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