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的埃及学
    20世纪的埃及学研究，无论就其投入的人力、物力，或者参予研究的国际范围，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的埃及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在前期，仍然有一些重大的考古发掘，并且在历史、语言文字的研究上，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初，德帝国主义推行扩张主义的同时， 向西亚和埃及派遣远征队。 1901年以来，德国学者在德意志东方学会的名义下，积极开展活动。 L. 博查特（1863—1938）受到亨利·布鲁格什的影响，由数学转攻埃及学。他发掘了阿玛尔纳多处居室馆舍和许多雕刻品，其中包括了珍品至宝涅菲尔泰提王后半身像。W.斯皮格尔别格（1870—1930）除了发掘工作外，更善于文献研究，并以翻译、解释僧侣文字而著名。
    美国直至20世纪初，才跻身于埃及考古发掘工作的行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受挫，而唯有美国的积极性越来越大。G.A.赖斯纳受哈佛大学的派遣，率队在进萨发掘多年。他还多年主持波斯顿艺术博物馆的考古工作。在美国的埃及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J.H.布雷斯特德（1865—1935）。他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埃及学研究，并筹建和领导了东方研究所。他编辑出版的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1906）、《古代埃及史》（1905）等著作，至今未失去其重要价值。
    本世纪考古学上最惊人的成果就是第18王朝法老图坦哈蒙墓的发现。1914年H.卡特（1873—1939）在L.卡那翁的资助下，探查图坦哈蒙墓，直到1922年终于发现了图坦哈蒙墓。该墓以其藏有丰富的珍贵陪葬品而轰动世界。难能可贵的是墓葬基本完整无损，为我们研究埃及墓葬习俗提供了典型实例。
    在本世纪20年代后，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G.布伦吞、G.C.汤普逊、F.皮特里等人对塔萨、巴达里、法龙姆等遗址的发掘，使考古学家有可能对埃及史前文化作出推断。在这一方面，皮特里、德·莫尔根和较晚些的E.J.鲍姆伽特等人在前王朝文化系列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最有影响的辞书是P.A.埃尔曼和H.格拉波合编的德文版前5卷本的《埃及语辞典》（1926—1931），以及W.E.克鲁姆的《科普特语辞典》（1936）。此外，还有A.加德纳著的《埃及语法》（1927、195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的一切发掘中断。战后欧美各国埃及学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复归埃及参加工作。战后埃及学发展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国际协作和埃及民族考古工作的发展。
    由于埃及阿斯旺高坝的建设，195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与埃及、苏丹政府倡议，拯救被洪水威胁的阿斯旺以南480 公里的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古代遗址和所涉及的有关城市。从1960年起，美国、加拿大、原苏联等国的考古学者在统一而庞大的计划下，调查、记录、发掘和迁移了这个地区的许多重要遗址和遗物，并出版了有关的著作。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阿布·辛布尔的拉美西斯二世岩窟庙的成功的迁移和重建。
    战后还出版了一大批大部头的著作、报告和资料。12卷本的《剑桥古代史》的第2、3版总结了埃及学的最新成果。B.J.肯普整理出版了5卷本的《阿玛尔纳报告》（1984—1989）。1898年起陆续发表的《奥克赛林库斯纸草》，至今已出版了58册。此外，还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
    长期以来，埃及的考古工作和埃及学研究一直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或垄断。从本世纪开始，出现了埃及民族考古工作者。在马里埃特领导下的埃及古物局成立后，第一位埃及民族官员是阿赫迈德·卡迈尔（1849—1932）。他在开罗博物馆工作，并发掘了一系列遗址。在50年代，随着埃及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民族考古与研究工作迅速发展起来。从1952年以来，埃及政府的古物局职务和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研究工作全部由埃及人承担。他们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1954年，卡迈尔·马拉赫发现的400多年前的胡夫的太阳船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埃及学者阿赫迈德·法库里（1905—1973）在西部沙漠绿洲进行了开拓性的发掘、研究工作。埃及学者考古发现的文物不断地充实开罗博物馆和各地方博物馆。他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埃及已经成为世界埃及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埃及学的研究已扩大到世界各国，其中，以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埃及的实力为最强。其每一国家都有一二十所设有埃及学专业的大学和研究所。在世界各地收藏有埃及古物和艺术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约500多所。 ①迄今已有三四十个国家加入国际埃及学家协会（IAE）。协会从1976年开始每3年举行一次大会，最近一次的第6届国际埃及学大会是在1991年于意大利都灵市举行的。它为国际埃及学家交流信息、相互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