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纲常伦理的冲突。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三纲五常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被看作是天理的化身。假如违反了三纲五常，就是天理不容、大逆不道。在当时，人与社会的冲突，其核心就是遵循抑还否定纲常伦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推行的三纲五常，已成定势，为顽固守旧派所遵循，并用来作为对人民进行“箝制、束缚之具”（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在变法维新派看来，这不仅是支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栋梁，而且是使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只有冲决这纲常名教的罗网，才能使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天赋人权论思想得以推行。
    其四，价值观的冲突。变法维新派为救亡图存，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展开了中西古今价值的论争。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国士大夫“屈尊”师夷，是华夏传统价值观的转变，意蕴着承认华夏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而需要向西方学习，说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开扩的胸怀和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戊戌时期的中西之辨，并非滞留在情感的层次，而是作理智的比较：在政治上，西方以国家为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为公仆，中国以天下为皇土，人民为奴仆；在伦理道德上，中国重三纲，讲亲亲，尊君主，西人明平等，讲尚贤，隆人民；在事理上，中国好古忽今，西人力今以胜古。因此中国要学西方之长，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复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谭嗣同亦认为，这是“大化之所趋”。顽固派则认为这是“以夷变夏”，由讲伦常礼仪而坠为不讲伦常礼仪，而加以反对。
    与中西之辨相关的是古今之辨。顽固派崇古贱今，尊古鄙今，因循守旧，反对革新。维新派认为，不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古今新旧之辨，实乃变法维新与反变法守旧之争。其实变法是“古今之公理”，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导向。
    从学术层面上说，与中西古今之辩相应的是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学校与科举的论争。顽固派尊奉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程朱理学，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学及科举八股考试制度。维新派吸收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批判旧学。他们以是否有益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作为衡量一切学术的价值标准，对考据、辞章、义理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八股取士制度“破坏人才”，使天下士子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民族于危亡之中。对于有利于救亡维新的传统思想，则加以弘扬，如《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易传》、《公羊》的变易思想，孔子、墨子的“仁”和“兼爱”思想以及佛教、耶教思想，消融改铸，建构变法维新的理论体系。
    三
    如何回应戊戌时期的东西文明、社会转型、纲常伦理和价值观的四大冲突？维新派一方面“开民智”，造舆论，出版各种报刊，组织各种学会，大肆宣扬维新变法的必要和合理，形成戊戌维新思潮；另一方面连续上书光绪皇帝，说明形势严峻、非变法不能图存，并争取到光绪皇帝下诏书宣布实行变法，颁布维新变法诏令。戊戌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四大冲突和挑战，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发动政变，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囚光绪于瀛台，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四大冲突加剧。
    透过维新变法活动、新政思潮等现象背后，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尽管它体现了19世纪90年代的精神，并影响20世纪初，但对于现代仍有其精神价值。
    其一，价值的批判精神。中西、古今、新旧、科举、学校之争，蕴涵着论争双方的价值尺度。价值尺度是指价值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的统一。前者讲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后者是讲人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评价对象的评价尺度和界限，两者相互统一，并通过对“应然”与“实然”的比较，作出价值评价，即“应该”与“不应该”的选择。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时期，旧的、古老的价值尺度已成定势，它排斥、压抑着新的价值尺度观念的实现。新的价值尺度观念的产生，必然与旧的、古老的价值尺度观念发生冲突，并在批判中壮大自己。
    面对维新变法派的新的价值观，顽固守旧派的旧的价值观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法不可变，以及为维护君主专制典章制度的意识形态、纲常名教、道德规范等不可变。维新派为了寻找变法理论，吸收西方进化论，并把这种生物进化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说明社会历史也是进化的。“动植如此，民人亦然”，“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这样，社会不是如顽固派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变易进化的。
    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公羊》三世变易说会通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顽固派的社会不变论。他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更新是社会发展的原理：“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社会如何进化、更新？康氏提出“三世”进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讬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讬升平，所见世讬太平。”（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页。）“据乱世”是“文教未明”，“人王总揽事权”的君主专制社会；“升平世”是“渐有文教”，“人主垂拱无为”的君主立宪社会；“太平世”是“文教全备”，“一切平等”的民主共和社会。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制度的改革内容和价值导向。
    谭嗣同绍承康氏“三世”说，而提出逆顺三世的“两三世”进化说。“逆三世”是指君主专制制度以前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顺三世”是指君主专制的“据乱世”，君主立宪制的“升平世”，民主大同制的“太平世”。以进化论为价值标准，君主专制必然被君主立宪制所代替。顽固排斥君主立宪，死守君主专制，是违反社会历史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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