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批判旧的考据、辞章、义理之学，都是“无用”、“无实”之学。梁启超认为，考据家著书满架，“究复何用”？他要扫除考据、辞章之学的种种弊病。康有为认为，程朱义理之学，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而昧于世务。虽然程朱理学，辨析义理精详，却把理虚悬，无实无用。即使讲“格物穷理”，“最少犯了两种毛病：一是泛滥归宿，二是空伪无实著”（注：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既不能穷尽无限事物之理，也不能超越抽象惝恍无朕的理，从形上层面说明理与现实的隔离。
    严复认为，宋明义理之学，既非出于对客观实际的观察和归纳，也不重视用事实去验证义理的是非真假。他批判陆、王心学的“师心自用”的“成心之说”，“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陆、王心即理，以吾心之理或吾心之良知推诸千万世或事事物物，以先验原则为真理价值标准，而不是一种“实测内籀”之学。严氏“内籀”与“外籀”之学，即经验论的归纳和演绎，要求从实测经验中概括出科学结论，并以实测经验检验其真理性。这就从思维方法层面批判了旧学的弊病，而使维新思潮贴近社会的现实层面。
    维新变法是变现实社会之法，易现实社会之新。新政、新法都是实实在在的政和法。因此，维新派的改制变法，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致用”，“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实是经君主立宪和近代资本主义之世，致维新变法之用。康有为对“经世致用”的重新解释，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中，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绍承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魏源、龚自珍的《公羊》经今文学，批判正统的经古文学。康氏公然宣布历代所尊奉的“古文”经典，都是刘歆所编造的“伪经”，“非孔子之经”。此论一出，实乃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动摇了正统派的根基，具有思想解放、启蒙的作用。
    康氏之所以以《公羊》等今文经学为孔学真传的经典，是因为《公羊》今文经学具有一种改制的思想，可以改铸为“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而与西方君主立宪制、民主制相结合，而为维新变法所用。在这里经世致用精神，实是一种创造新理论、新思维、新制度、新法度的精神。
    其六，形上的贯通精神。戊戌时期中国社会、制度、价值观都处于转型之际。变法是为维新，不变是为守旧；维新求通，守旧求滞；通可实现新政，滞便停留于旧政，因此通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概念。康有为说：“新则通，旧则滞”，“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注：康有为：《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页。）！ 变通进化是社会发展普遍法则，否则有悖于时代精神；通亦是实现其大同世界价值理想的重要中介，因为去除九界的“去”，便是要“通”，通才能通达“大同”之道。
    谭嗣同基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提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并以“四通”的原理化解当时的四大挑战和冲突。谭氏所建构的仁--通--平等的哲学形上学，“通”具重要的特殊的价值。“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是仁的第一涵义，以太、电、心力是表示仁的通的工具；“通”的涵义，最概括地说是“道通为一”，具体地说就是“四通”。通的表象，就是平等，“通之象为平等”，“道通为一”的平等，犹如“通则必尊灵魂，平等则体魄可为灵魂”（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平等就是破除一切对待、等级的差别，“无对待，然后平等”，“无无，然后平等”（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由“仁学”形上学经过“通”，而实现向近代资产阶级平等的转换，体现了形上的贯通精神。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戊戌维新变法的批判对象、改革内涵、所追求目的等等，都已时过境迁。但是，戊戌维新变法所凸显的六大时代精神，是需要现代继承发扬的，还具有她的生命智慧和活力。中国社会历史虽发展了，然还会不断遭遇新的冲突和挑战，需要不断改革变法，才能求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与改革相联系的文化精神，也有其超越的层面，与现代的改革变法相契合。现下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社会转型，对其所遇到的冲突和挑战，都需要作出回应，因此，借鉴、发扬戊戌新维变法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