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的价值理想所向往的大同世界、仁道世界，是一整体世界。他们在寻找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人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时，他们向西方学习，以西方制度为参照系，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而试图超越西方寻求更完善的境界。康有为说：“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注：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十章、甲部第五章。）所谓大同的整体世界，是去除了“九界”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去恢复封建等级压迫网络，而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关系。康有为“去家界，为天民”，其主旨是要男女平等，不能以夫为纲，视妻子为奴婢，恣其凌暴；以君、父为纲，以臣、子为奴仆，任其欺压。“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盖一人身有一人之自立，无私属焉”（注：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十章、甲部第五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独立。谭嗣同认为男女都是天地的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反对重男轻女、反对残毁其肢体的缠足，批判“贞节”的伦理道德。谭氏主张男女、夫妇平等具有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的意蕴。父子关系不是父为子纲，“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统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压也，平等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父子同是天的儿子，没有陵压的权利，两者是平等的。君臣、君民关系，本来不君为臣纲的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本都是民，是平等的，由于民不相治了而共同推举一民为君。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帮助君办民事的。因此，民本君末，现在颠倒了这种关系，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所以谭氏呼吁“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维新派追求平等，就是追求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平等就是戊戌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平等精神也就是一种人道精神。
    其四，思维的辩证精神。思维是主体对事物的特性、内在运动联系和运用智能进行推理、化解的内隐活动过程的反映。它是意识反映活动的高级形式。思维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它通过对语言符号化的信息材料的分析综合，运用逻辑的推理和证明，创造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反映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思维也殊异。维新派接纳、运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来证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道理。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败的思维方法，而直接冲击“道不变”论。所谓“物竞”，就是指生存竞争；“天择”是指自然选择。这样就把种与种、群与群之间，推而广之，维新派与守旧派、古与今之间，放在一个平等竞争、自然选择的天秤上，适者生存，这是从对内而言的；对外而言，只有奋起图强，才不会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亡种。
    在进化论与不变论、经验归纳法与心成之说、功利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对待中，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迅速得到传播，并蔚为思潮。“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注：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译》杂志第3卷5号。）。康有为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制度法律的改革，才是合乎适者生存的，“守成”只能“百事隳坏”。这是因为“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的缘故。变是全变，而不是小变；全变是一种开创，开创就是涤旧维新的辩证思维。
    谭嗣同认为，器体道用，器变道安得不变，反对守旧的道不变的思维方式。谭氏用变的思维方法，说明“变”就是革新，新事物的产生。于是他提出了“日新”的观念，对《易·系辞传》中“日新之谓盛德”作了新的解释。“《礼》著成汤之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系》孔子之赞：‘日新之谓盛德。’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7页。）。“日新”的价值导向是为维新变法呐喊。日新作为事物变化的过程而言是永恒的、不间断的，譬如昨日之新，今日已旧，今日之新，明日又已旧。在这种日新进化观的思维视野下，天地人物，无有不日新，日新才能生生不息。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四时不新，何以光明和四时更迭？血气不新，经络绝。日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最一般的概念，也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辩证原理，亦是政治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武器。
    其五，经世的致用精神。日新进化理念，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而且具有转换、更新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作用。维新派鉴于清代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意识形态和提倡考据之学：一方面把知识精英推入故纸堆，而使其对现实社会政治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把程朱义理之学作为士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使其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维新派要挽救中国人的身心，救亡图存。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新民。梁启超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注：梁启超：《新民丛报章程》。）。使之以新思维、新道德去克服旧的习染、道德和思维及愚陋、涣散等恶习，而担负起维新变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