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为了取得对俄国在亚洲土耳其方面领土收获的平衡，英国还通过与土耳其缔结一个秘密条约来保障英国的东方利益。索尔兹伯里上台后即着手和驻土大使莱亚德在通信中商讨、酝酿一项新的对土政策。他在5月2日给莱亚德信中指出，俄国对卡尔斯等地的兼并会促使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倒向他们而形成一股摧枯拉朽之势，土耳其的亚洲省份将成为俄国的属地，“英国在那里的出现是唯一能够阻止这种崩溃过程的补救办法。我们可能要及时地进入与土耳其政府缔结一项防御联盟。……这样的安排能防止俄国接二连三的蚕食，同时也能牵制西亚居民不向俄国寻求保护。”“但是，为了使这项谅解具有力量和价值，在地中海地区得到某处港口是绝对必要的”。（12）莱亚德赞成上司的看法，主张通过英国的保护把亚洲土耳其变成对抗俄国的堡垒，认为这种政策要比听任奥斯曼帝国崩溃而发生一场瓜分遗产的大角逐要强得多，途径是建立一项包括英国取得东地中海某处军港在内的“利益真正相一致的谅解。”（13）5月24日，英国内阁决定立即要求土耳其同意签订让出塞浦路斯岛的条约。土耳其政府在5月26 日接受英方缔约要求。这说是说，英国在5月30日签订英俄协定时，实际上对保证在亚洲土耳其方面取得补偿已经胸有成竹了。6月4日，英土签订了塞浦路斯条约，内容是：如果俄国得到巴统、阿尔达罕、卡尔斯并企图进一步占领亚洲领土，英国方面答应以武力保卫土耳其；土耳其方面允诺在亚洲臣民中实行必要的改革，同意把塞浦路斯岛让给英国占领与管理，作为英国履行条约义务的前提条件。
    英国签订塞浦路斯条约是对与俄国协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英俄协定着重于解决欧洲土耳其方面的问题，土耳其失去了多瑙河边界但保住了巴尔干山脉边界，对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基督徒居住地区的控制依然是土耳其主权在欧洲存在的象征。这个协定虽然也涉及亚洲土耳其的处理，例如俄国同意让出巴亚济特和通往波斯的某些地区、表示不向条约规定以外的领土作新的征服等，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抑制俄国势力在亚洲扩张和确保英国在整个东方影响的问题。塞浦路斯条约用意即在于此。英国外交部一份文件强调它对保证英国本土到印度的海上枢纽畅通、把俄国封锁在海峡内的战略作用，该岛“将提供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战略位置，使英印军队同英国军队能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力量合作行动，保卫那个英国对其进步与巩固感到关切的国家。”
    因此，塞浦路斯条约虽与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内容无涉，但却构成了索尔兹伯里那个解决近东危机补偿圈的重要一环。索尔兹伯里政策的不落窠臼之处，一是把欧洲土耳其问题与亚洲土耳其问题区别开来处理。在索尔兹伯里看来，奥斯曼帝国版图辽阔，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在各处相殊甚远，因而不可能采取划一的模式来抵制俄国的侵略。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大部分基督徒的统治迟早要分崩离析，缓解的办法主要是给苏丹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提供一条相对“合理的”巴尔干山脉边界，以及奥国在那里起某种“保护”作用，而支持亚洲土耳其则比支持欧洲土耳其重要、并且具有可能性。英国准备置亚洲土耳其于自己的直接“保护”之下。（16）索尔兹伯里的“保护”与克里米亚体制时代的“保护”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大国集体保护，而是根据大国的不同利益对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部分分别保护。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决不是在原地作螺旋状的重复。索尔兹伯里的政策更清晰地反映了英国东方利益的重点之所在。二是把瓜分土耳其领土与提供对土耳其的保护熔为一炉，纳入捍卫英国利益的轨道。“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索尔兹伯里在致莱亚德信中坦率地承认：“我愈是思考土耳其未来的命运，就愈是相信：由于土耳其边界的缩小与力量的衰竭，回复到1856年条约的位置只能导致整个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谈论‘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7）通过攫取塞浦路斯岛，英国在地中海东端安上了一块向亚洲发展自己势力的跳板，不过这种做法给裹上了层保护土耳其免受俄国侵略的糖衣而已。英国事实上对土耳其进行了领土掠夺。没有塞浦路斯条约作铺垫，很难说迪斯累里是否接受英俄协定的妥协性安排。然而，不管这项条约以后实行的情况如何，索尔兹伯里把捍卫英国的利益变成一项明确而具体的计划，贯串于寻求危机出路的过程中。
    三、英奥联合阵线的形成在柏林会议前夕平行进行的三组双边谈判中，英俄谈判异军突起，成了影响当时局势发展的主流性谈判，两国的妥协性安排结束了在召开欧洲会议问题上沉闷僵持局面，洞开了通向柏林会议的道路。而英奥谈判比英俄谈判起步早但达成协议迟，俄奥谈判自始至终没有获致结果。可是，如果说俄奥谈判因其在巴尔干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无法取得成功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英奥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按理说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出笼应该给两国迅速确立合作关系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新的起点，但直到柏林会议召开的前一周，安德拉西才与英国驻奥大使埃利奥特签订了一份内容有限的协定。当然，英奥在最后一刻携手合作对于近东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大国阵营的组合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说明它们的联合并非是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