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奥对德关系的情况相反，俄国虽然承认与德国继续保持外交合作的重要性，俄德两国皇帝的友谊也未见消退，但由于德国拒绝向维也纳施加压力，圣彼得堡怨言丛生。4 月中旬俄国驻德大使乌布里与俾斯麦的一段交涉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俄德关系的状况。俾斯麦在会见中指出，俄国允许奥国势力进入巴尔干并不一定是坏事。冒险对奥战争代价过于昂贵，倘若俄奥发生战争，“德国将保持中立，因为交战任何一方失败对德国都是灾难”。当乌布里要求德国支持圣斯蒂法诺条约时，俾斯麦竟然答复说：“我想你们所需要的是几面缴获的帕夏旗帜和在莫斯科举行一次礼炮轰鸣的庆祝胜利的盛典。”乌希里在给哥尔查科夫信中气愤地写道，“如果俾斯麦再重复这些话，我要毫不迟疑地提醒他回顾最近十年的当代史，其中包含着对这种反唇相讥的最好回答”。（34）亲则疏，俄国对德不满的历史心理背曩是指责俾斯麦欠债未还：假如1866年和1870年俄国不抱友善态度，区区普鲁士能打败奥国和法国成为今日之德意志帝国吗？俾斯麦自诩当一名“诚实的掮客”在俄奥之间作公平交易，被认为远不足以报答俄国昔日的恩情。从上述奥俄传统谅解的结束和它们对德关系的不同变化不难看出，近东危机的发展已使奥俄与1873年三皇联盟建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的情况对俾斯麦来说并不乐观，相当程度上是福祸相依。英俄奥虽已深深陷入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角逐并造成了权力再分配的趋势，但三皇联盟的结构却极可能因近东矛盾激化和战争危险而导致破坏。对危机的结局，俾斯麦在俄土战争期间的一份备忘录中曾提出若干对德国有利的设想，概括起来是：（1）俄奥利益重心转向东方，它们的分歧使两国难以形成反德联合，（2）俄国被迫在东方采取防卫立场，需要保持与德国的联盟，（3）英俄在东方有一个满意的现状，他们对维持得到的地位将与德国抱同样兴趣，（4）英法因埃及等问题保持分离。备忘录写道，“如果健康状况允许我继续工作的话，我可以来完成这幅萦绕脑际的画面的具体细节。不是描述领土怎样瓜分，而是要表述一种综合的政治局面，其中除法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从而消除这些大国由于彼此关系的性质而具有结成反对我们的联合的可能性。”（36）这表明，俾斯麦所现想的是危机能在英俄奥等有关大国的分赃性安排中结束，列强在近东各保持一定的势力但又处于相互牵制的状态，他们就无力干涉欧洲方面的事务。大致上讲，英俄（或包括英法）在欧洲侧翼相持，奥俄在巴尔干相持而在欧洲则保证一个由德国支配下的三皇联盟。因此从德国利益的角度考虑，较之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本身，围绕修约这场斗争对大国关系状态及其格局引起的影响更为重要。
    英俄之间达成安排虽然可以缓和大国战争的危险，但并不能解决奥俄关系的问题。危机的发展已排除了奥俄变得过于亲密的可能性，然而问题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德国这两个盟国的关系的破裂。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就是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削弱德国的中欧霸权。（37）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他的两个盟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俄国势力既在近东取得重大进展，奥国势力就应在不与俄国破裂的情况下立足于巴尔干西部。俾斯麦建议安德拉西迅即派兵占领波黑地区以造成既成事实，（38）鼓励英国就修约问题与奥国实现谅解以加强奥国的外交地位，（39）对俄国5月2日备忘录不愿向奥国要求让步表示不满等等，（40）原因均在于此。5月下旬英俄协议将成之际，俾斯麦接受了舒瓦洛夫关于召开欧洲会议和平解决危机的要求，并随即向巴黎条约签字国发出定于6月13日举行柏林会议的正式邀请。（41）他指示斯托伯格告诉安德拉西，奥俄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争议的细节宜在会议上解决，“俄国的舒瓦洛夫将充分理解三皇联盟对于未来的价值”。（42）英俄奥三角的双边谈判中，唯奥俄谈判没有结果，俾斯麦希望柏林会议能为德国两个盟国的妥协铺平道路，以弥补这个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的遗憾的空白。由此可见，俾斯麦之愿意作为发起柏林会议的东道国，一方面固然是可以炫示德国的优越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是形格势禁，出于上述力图控制近东事务最后安排中大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需要。当然，德国没有卷入近东直接的利益纠纷这一点给俾斯麦充当“不偏不倚”的欧洲仲裁者的角色提供了可能。
    欧洲由于面临战争冲突的危险终于选择了妥协的道路。列强在寻求保证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新的力量平衡的争夺过程中重又回复到欧洲协调的轨道：大国将在柏林的国际会议上而不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疆场上决定这场危机的结局。柏林会议前一系列双边谈判及交涉活动并没有解决危机引起的所有问题，关于南保加利亚的苏丹控制权，塞门两国的边界划分（包括新帕扎尔地区的归属），海峡的管理体制等安排有待进一步的较量和澄清，即使是已达成协议的某些争端也可能在会议上重新提出，因此和平之途仍然充满荆棘。但和平解决的基本框架已经明朗了。这一段的大国穿梭外交对于危机解决的途径及整个结局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其一，俄国企图确立的对土耳其事务“独家经营，别无分店”的控制已是一枕黄粱，圣斯蒂法诺条约不可能代替1856年巴黎条约和1871年伦敦条约的安排成为近东的新现实。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东方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个英、俄、奥三股大国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尽管其中只有俄国经过了一次胜利的对土战争。列强的争夺并不排除它们在牺牲土耳其及巴尔干小国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取得补偿。其二，近东的大国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是奥俄传统谅解的结束和英奥联合的开始。英俄协定与英奥协定在性质上不一样，前者是妥协而后者是合作。英俄协定促成了通向柏林会议的形势但并不表明奥国的孤立，英奥协定后来居上却是两国共同抑制俄国的联合。而随着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作为欧洲外交结构主体的三皇联盟的存在发生了困难。至于柏林会议，它虽然结束了这次近东危机，可并不意味着东方问题的消失。黑格尔曾从东方不死之鸟的传说中领悟出人类社会绵延不断，王朝更替兴衰不已的现象，这里面包含有被马克思称之为“合理内核”的某些思想。近代外交史上的东方问题也是如此。只要形成东方问题的主客体环境包括强权势力仍然存在，一次危机的结局只是新一轮矛盾与斗争的开始，因此柏林会议在东方问题的发展史上也只能起一种分水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