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因何有这样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征服的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这里的“生产方式”应指两方面：一方面是征服者（殖民者）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是被征服者（被殖民者）的生产方式。法国的印支殖民统治的特点，不仅是由法国自身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印支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此外，国际环境、历史文化传统也是影响法国在印支殖民统治的相当重要的因素。
    法国在印支殖民统治的特点之形成与法国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下半叶，法国完成工业革命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失败，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使国家经济显得十分脆弱，鲁尔区和萨尔煤矿的割让，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形势的需要使法国的投资重点放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法国国内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各不相让，斗个不停。这些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到19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争斗稍稍平静下来。鼓吹侵略扩张、海外殖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在法国议会中出现了所谓的“殖民党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开始真正大规模的对印支武装入侵。到世纪之交时，殖民主义成了法国几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派别的共识。法国在印支的殖民政权体制逐渐形成，并开始了一些资本输出性的投资。1897-1902年，杜美任总督期间的重要目标就是“印度支那要为法国人提供就业、贸易和投资的机会”（13）。印支殖民地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显示出来。在杜美任职期间，印度支那的贸易额提高了一倍多，对法贸易提高了两倍。而在此前，“法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而在西贡的耗费则很大”（14），以致于法国国库需要长期弥补当地岁入的不足。
    法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战略态势是决定它在印支殖民统治特点的又一重要因素。19世纪80年代，法国工业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由原来居世界第二位下降为第四位，被新兴的美国与德国赶上并超过。法国的工业对国内市场的占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税入口制。列宁指出：“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15）作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它在印支联邦内工商业活动的范围较小，它只能凭借关税壁垒政策与工业上、技术上胜过它的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斗争，它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殖民地，生怕别人染指。它通过推行关税壁垒政策使它的殖民地与欧洲其它民族分隔开（16）。“1879年起，殖民当局给予法国商人若干特权，法国货关税为2.5%，别国货为5%”（17）。后来，法国又在印支实行关税同化政策，法国货关税全免，对外国货课税更重。结果，“1888-1913年的25年中，法国商品增加了三倍，其它国家商品则大为减少”（18）。
    由于法国经济的脆弱，它对印支联邦的殖民统治不可能建立在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超经济力量。“当资本主义本身经济力量不足的时候，暴力永远被当作一种经济力来行使。”（19）所以，法国在印支的专制集权也就毫不为怪了。“金融资本的保守性，使在印支的法国人是彻底反对任何进步政策的，他们并且有法国国内强大的金融集团的支持。”（20）这更使得法国不愿对其殖民政策作适应印支形势的必要调整，十分僵硬也就成为必然。
    在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法国面临着英国等国家的严重挑战。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争霸中，英法相较，法国是个失败者。对缅甸的争夺，在暹罗的角逐，都反映出这一点。因而，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中时时警惕，惟恐已到嘴的肥肉被人抢去。19世纪末德国又成为法国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更加剧了法国的这种恐惧心理。所以，法国执行的一套僵硬的、不肯作任何让步与妥协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政策，正是其外强中干，内心虚弱的表现。
    19世纪后半叶，波拿巴主义成了法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专制集权，军事镇压。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这种政治思潮又往往被称为恺撒主义。其形成是有深刻原因的。简单说来，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与诸列强在国际争霸中的不断失利，“在法国引发了一场精神上的深刻危机”（21）。许多政治家认为：“为了摆脱危机，法国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需要一种由忠诚情感支撑的世袭君主立宪制”，“败于普鲁士之手的法国如果要想完成精神和道德上的革新，就必须采取独裁国家的模式”（22）。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国家主义”原则指导下的“专制权威”成了法国力求效法的榜样。这种与民主精神相背离的政治思想反映到政权的实际运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专制主义的特征。国家的统治者以“恺撒”的面目出现，各省的省长也都是当地的“恺撒”，殖民地的总督自然也不例外，更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恺撒”，成为殖民地专制集权统治的象征。
    法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影响法国殖民政策的一个层次更深的原因。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殖民活动中，都不大注重利用宗教，而直接使用商业和暴力的联合力量”（23）。但是法国却是个例外，它传统上是个天主教国家，宗教思想十分保守。当其它西方列强在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已不再承担传播宗教的义务，而把焦点集中于经济利益和战略地位时，法国的殖民扩张却仍有很浓重的传播宗教的色彩。
    法兰西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使帝国主义分子总认为自己是拯救其它民族于苦难和愚昧的救世主。赤裸裸的殖民侵略行为却非要赋予一种“传播文明使命”的神圣灵光。在他们看来“应该殖民，不惜一切代价的殖民；殖民非但不会危害国家，反倒是爱国的，并且是第一需要的”（24）。“因此应该用各种可能的方法鼓励殖民，立刻重新开始伟大的殖民事业。围绕着我们国家播下新法国的种子”（25）。1858年，一个法国人在访问了柬埔寨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苦难深重和毫无防御力量的柬埔寨如要获得新生最好是由法国人来统治。”（26）加尼埃在《印度支那探险航行记》一书中指出：“法国文化在印度支那各族人民的文化中占绝对的优势，这是法国不能在世界上这部分地区逃避其传播文明使命的另一个理由。”（27）法兰西种族高尚，法兰西文化优越象魔鬼一样扎根在殖民者的脑海中，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殖民统治思想。被殖民者都是不开化的劣等人，只有法国才能担当起教化他们的重担，就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分子骨子里头的认识。
    殖民争霸中的失利和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促成了19世纪末期法兰西民族危机意识的形成。普法战争的惨败与法兰西民族昔日的荣光形成强烈的反差，割地赔款的灾难，“这一事件激起了爱国狂热”（28）。许多法国人“感到已经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法国正在‘没落’，并为此而深感痛心”（29）。因而，“为了保持一个大国或成为一个大国，一个民族必须对外殖民。那儿是国家生机活力的源泉”（30）。狂热的“爱国者”将国家的盛衰和殖民地的有无联系起来：“法国该不该是一个殖民强权？历史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殖民地的强国。帝国的鼎盛往往与其殖民扩张的极限互为表里；而帝国的衰落又常与殖民地的丧失不谋而合。殖民的结果，使弱国的领土越来越小，强国的版图越来越宽广。”（31）这种殖民主义的叫嚣，正是帝国主义国际争霸斗争中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无论“文化使命”怎么强调，都不能象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威望”是法国帝国主义进行殖民征服的唯一目的或首要目的。在任何情况下，对殖民地经济作用的考虑，是殖民者首先或者说主要的动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