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者都虽然下令蒙古诸将与近臣从其改奉什叶派，但朝廷重将出班、也先忽鲁等人仍奉逊尼派，他们拒绝宫廷中诸赛义德族和诸什叶派教长的游说。不过，完者都也并没有因此而不重用他们。1316年，完者都去世，年仅十二岁的阿布·赛义德继位。在阿布·赛义德统治的前十年间，出班是伊利汗国的真正统治者。可能受其影响，阿布·赛义德由信仰什叶派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逊尼派信徒。在蒙古贵族专权时期，坚定维护王权的拉施特被腰斩（1318年）。塔哲勒丁·阿里沙不久也暴卒。这两人都属于逊尼派信徒，他们的死无疑对逊尼派的地位是一种沉重打击。但对逊尼派打击更甚的是出班的死。1327年，阿布·赛义德终于不堪出班的保护，设法处死了出班。出班信教颇笃，曾建筑一渠引水至麦加。因而，出班灵柩运至麦加时，各伊斯兰教国之巡礼人，感其德，乃共同为之祈祷，求上帝宥其过，并诅骂杀出班之人。（21）阿布·赛义德虽仍保持逊尼派信仰，但对逊尼派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厚爱。正好在这一时期到达伊利汗国的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伊斯兰教情况：一是什叶派尤其是圣裔仍拥有崇高的地位。如，“圣裔总监由伊拉克素丹（指阿布·赛义德）选派。素丹十分信任他，享有高位，赐给旗帜鼓乐仪仗，早晚都有人在他府前吹打。”（22）二是苏非派广泛盛行。上至清廉弃世的素丹，下至贫民百姓，不少人以穿苏非制服粗制毛衫为荣。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苏非派修行的场所道堂。阿布·赛义德对这种修道方式鼓励有嘉。三是伊利汗国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伊本·白图泰说，如果一个逊尼派教徒在阿里或侯赛因的陵园，不以哈里发阿里的名义发誓，就会有被什叶派打死的危险。而伊本·白图泰有一次伙同一批人（都属孙尼派）来到库法的一个村庄，因村庄里人都属什叶派信徒，他们就不愿进村。
    总之，从合赞汗始到阿布·赛义德止，伊利汗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蒙古国家，而是一个地道的由蒙古人统治的伊斯兰国家。随着汗国伊斯兰化的完成，伊利汗国也就走向解体了。对此，昂里·马赛总结说：“伊朗的蒙古人，在他们所承受的文明的影响下，已经变成非常讲究和多情善感的人，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是与他们国家的解体同时发生的：在各个行省都兴起了地方性的，蒙古人的或伊朗人的，逊尼派的或什叶派的王朝；而随着这些王朝的出现，内战也就开始了。”（23）
    三
    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进程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汗国、对伊斯兰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伊斯兰教尽管是国教，但蒙古传统习俗仍有很大的影响。且不说合赞汗在推行伊斯兰化时所遇到的阻力，就是合赞本人也没有完全脱离蒙古习俗。例如，1295年10月，即合赞皈依伊斯兰教不久，合赞便在大不里士按照伊斯兰教法与不鲁罕哈敦结婚，而不鲁罕哈敦是他父亲阿鲁浑汗的后妃，按照蒙古习俗他们可以结婚，而按照伊斯兰教法则不可以。最后的解释是，他们未信教之前就已经同居，而同居是适宜结婚的。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若其母（非亲母）、其女、其姊、其妹的丈夫去世，丈夫之弟或兄可以续娶她们。而这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蒙古人和伊斯兰教法官对此曾有不少争论。合赞的葬礼是用伊斯兰教的仪式来进行的，而其侄阿布·赛义德的即位仪式却是用蒙古人的习俗来进行。史载：“诸宗王、诸可敦、诸贵人等在孙丹尼雅集大会，一致推戴不赛因（即阿布·赛义德）承汗位。依蒙古俗，免冠，掷带项后，数拜。出班、舍云治二人各执一手，引之就宝座。”（24）合赞死后十二年蒙古习俗仍能对国家政治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汗国伊斯兰化的不彻底性。蒙古游牧军事贵族仍是国家的支柱，伊利汗仍是征服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始终没有能够与他们的穆斯林臣民打成一片。这与塞尔柱突厥人明显不同。突厥人的征服一旦结束，他们便与各地打成一片，并保存下来。蒙古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最终却分崩离析了。
    第二，伊斯兰教对国家事务影响不大。在伊利汗国的重大事务问题上，只有王权才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巩固王权，合赞汗不惜大开杀戒，追杀有功于他的涅孚鲁思（1297年），而阿布·赛义德则镇压了辅政大臣出班。这两位大臣都是伊斯兰教的推崇者，都对汗王接受伊斯兰教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王权面前，共同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挽救他们的命运。对汗国来说，臣民能够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他最大的恩赐，无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对他只有感谢。1302年，合赞在他的金帐落成庆典上告诫他的臣民：真主已将伊朗地区全体人民交给我保护，并使他们服从于我。正是由于我的努力，真主的奴隶们才得以安定的生活，对我的统治满意。因此，如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我们和你们应当同心一意，真诚不虚伪地感谢真主的这一巨大恩惠。（25）在伊利汗国，政治与宗教联系并不密切。汗王并没有成为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也没有扶植一位伊斯兰教精神领袖，更没有借助于新宗教，激发蒙古人的宗教狂热。他们只是借助于伊斯兰教统治者外表上的服饰，巩固了王位。除了建立大量的清真寺以外，他们更愿意伊斯兰教在服从于王权的情况下自我发展，而不愿对宗教事务作出更多的干预。这种态度使伊斯兰教在民间得以盛行，却不能对国家事务产生多大影响。汗王只是在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才想起需要伊斯兰教人士予以解释，以安民心；在发生战争时，也需要伊斯兰教人士予以调停。伊利汗王在对外政策上也没有充分发挥伊斯兰教的作用。伊利汗国经常因领土争端而与东边的察合台汗国、东北边的钦察汗国发生冲突，但始终没有利用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与之交战。对于西边的密昔儿马木路克王朝，合赞和完者都并没有因为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改变对外政策。他们仍然执行以前诸伊利汗的路线：反对马木路克王朝，并试图与基督教结盟。（26）因此，伊斯兰教尽管有可能成为伊利汗国内部团结的象征，但由于统治者没有对它予以更多的重视，伊斯兰教并没有发挥对国家事务的重要指导作用。伊利汗国并没有改变它原已存在的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内部凝聚力不强的状况，因而，随着阿布·赛义德的去世，汗国迅速瓦解了。
    第三，伊斯兰教各派都得到发展，什叶派尤为突出。由于伊斯兰教对国家事务影响不大，伊斯兰教与王朝统治的联系也因此削弱。不论谁执政，清真寺、宗教学校、宗教法庭，尤其是民间的宗教生活丝毫不受影响。合赞汗对穆斯林的所有社团都一视同仁，这种政策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因而，尽管伊斯兰教内部还存在着矛盾，但由于苏非派的作用，都得到了发展。蒙古风暴以后，正统派已与苏非派相互妥协，苏非派则在许多情况下公开承认正统派观念。什叶派也吸收了苏非神秘主义思想。无论是逊尼派苏非还是什叶派苏非都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一种方式，都得到了发展。
    什叶派在伊利汗国得到更大的发展，这首先是由于合赞和完者都对什叶派有着更多的眷顾。其次是什叶派更能适合于加强王权的需要。塔林塔思在劝告完者都信奉什叶派时，委婉地陈述了什叶派之优而正宗派之劣。他说：“比较其不同之点，犹之什叶派主张成吉思汗大位属其后裔，而正宗派则以其应属诸哈剌赤将士。”闻此言，完者都才意为所动。（27）这充分说明了蒙古汗王信教的实质。这一时期什叶派学者对什叶派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玛·希里确立伊智哈提德为什叶派教法学的主要方法，他引进了对圣训辨伪的方法。同时，什叶派也吸收了希腊哲学和苏非神秘主义思想。（28）这样什叶派的影响迅速扩大。阿布·赛义德死后，什叶派苏非教团谢赫--朱里耶教团的首领哈桑·朱里在呼罗珊的萨布兹瓦尔帮助萨巴达里人建立了什叶派小王朝（1337-1386年）。在马赞德朗的阿本尔，另一个谢赫教团的首领米尔札·布左格在1359年也建立了什叶派小国。（29）在以后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什叶派开始在伊朗的宗教界中逐渐占优势，伊朗也缓慢地成为什叶派国家，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