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中国和英国的商品化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而到中世纪晚期，区别显然大于相似。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不仅有别于中国，与英国以前的商品化也有了质的发展。不过，廓清这些变化和发展及其原因，不能局限于商品经济本身，商品化的历史不能不追溯到生产领域。希尔顿指出，中世纪的贸易发展，“必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密切联系起来考察……孤立的贸易史不能告诉我们封建制度特有的关系何时和怎样让位给资本主义关系。”他还指出，“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13）。希尔顿显然将生产和生产方式视作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样，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十分重视人口因素，不过，当解释中国餬口农业的原因时，他也回到了生产领域。尤其可贵的是，他认为生产者人均产量的增加具有决定性意义。黄宗智指出，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总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80年代仍困于仅是餬口的食物生产的原因。“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这些论断的内涵都是颇为中肯的，也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不仅适于英国经验，也同样适于中国经验。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标志，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诺斯对“经济增长”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人们通常使用的“增长”一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人们用它描述社会生产的财富绝对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还用它描述人口平均生产量的增加。具有决定意义的增长是指后一种增长（14）。我们知道，这种增长现象首先在英国和荷兰出现，以至到近代早期，英、荷虽然人口持续增长，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能够第一次持续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正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生产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使英国最先进入近代经济起飞的轨道。也正是劳动生产率长期不同的发展趋势，直接导致了中英两国商品化不同的动力、形式和前途。
    二
    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和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我国历史学界做了一些工作，虽然还不很细密，看法也不尽一致，毕竟提供了一个初步基础（15）。笔者在80年代，也曾作过一些初步尝试，对中英两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投入再生产的储蓄率进行估算和比较（16）。
    劳动生产率，通常是用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计算。农业劳动的单位时间，可用工作日计算，也可采用更完整的时间单位。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所以采用年度为时间单位，似更适宜。劳动生产率按其计算的范围，可分为个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前者又包括个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由于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人口数量又大体相当，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我们取值单位劳动生产率即以农户为劳动单位。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
    先看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为了观察英国中世纪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发展，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估算，一是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13-14世纪，二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15-16世纪。估算结果如下：13-14世纪英国农户劳动生产率为10.3蒲式耳（单产）×10英亩（户耕作面积）＝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15-16世纪英国农户劳动生产率为16蒲式耳×15英亩＝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
    再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我们也分两个阶段进行。以明代盛世嘉靖、万历朝（16世纪）为第一阶段，以鸦片战争前后为第二阶段，估算结果如下：明中叶江南农户劳动生产率为294市斤（单产）×14.79市亩（即15明亩，户耕作面积）＝4347市斤或2173公斤。清中叶江南农户劳动生产率为421市斤×9.22市亩（10清亩）＝3382市斤或1941公斤（17）。
    从上可见，英国和中国在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英国发生历史转折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比13至14世纪提高一倍以上，充分体现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化以及与资本主义发生的密切关系。中国清代包括其繁荣时期最先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上升，恰好相反，比明中叶还下降了11个百分点。土地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量同步增加，这一点，清代的学者就已经有所发现（18）。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外经济史学家的共识（19）。也就是说，尽管全国耕地面积成倍增长（清代嘉、道时耕地面积大约比明盛世增加50%），单位产量也有所提高，但就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显地处于滞衰状态，与英国劳动生产率及其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照。当然由于我们对中、英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所采用的方法、依据的资料和估算结果，都难免带有极大的误差，但是，一个粗略的估算总比一般的定性分析好些，因为它有可能提供一个继续讨论的基础。
    倘若上面估算近实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和英国何以形成性质不同的商品化。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交换能力成正比。我们知道，就主要方面而言，英国商品化进程基本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农民商品率和储蓄率的增加。笔者还曾分别估算了英国和中国农民的农产商品率和储蓄率。13至14世纪英国中等农户商品率为53%，15至16世纪农民的商品率不低于80%（20）。中世纪末期，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农民手里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出售，进一步带动了城乡经济商品化。如果说两个世纪前英国农民还是半个小商品生产者的话，那么现在相当大多数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已经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基本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转体系。所以，克拉潘不无诙谐地指出：“无论如何，在亚当·斯密而不是拿破仑创造出‘商人之国’这个术语之前，英国人在交易方面就已经受到了长期的教育”（21）。
    显然，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储蓄率的发展带动了商品化；换言之，英国商品化具有质变的发展，就是意味着个体农民的发展，并且普遍地、日益引人注目地进入市场。14世纪左右，这首先表现在大多数庄园帐簿上，领主自营地农产品出售所得的货币收入逐渐小于农民支付的货币地租总和。科斯敏斯基指出，“甚至在温彻斯特大主教领地这样一些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地产经济中，农民交付的货币地租也大大超过了封建领地经济出售产品得来的款项。由此证明，市场的供应首先依靠着农民经济”。再随之领主自营地出租，领主纷纷退出生产经营和交换领域，“市场上的农产品供应，进一步操纵在独立的农户手中”（22）。个体农民为附近市场提供稳定的粮食、羊毛和其他农副产品，艾德蒙德·金说：“当时几乎每一个英格兰农民业主（Peasant Propri-etors）都是市场贸易的基础”（23）。这一商品化发展的新纪元，是千百万英国农民所开创、所支撑的，故此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格拉斯称之为“农民市场”时期（23）。在自耕农的黄金时代，即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把大量自耕农吞噬掉以前，英国确实存在一段以小商品生产者及小商品交易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时期。我们不仅要看到英国的商品化如何分化以至最后吞噬小农，还应看到正是小农的普遍发展孕育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