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
    --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
    陈仲丹（南京大学历史系）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其经济成就为世人瞩目，尤其在19世纪中叶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还应看到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国内没有出现内战和长时期的动荡不安。
    追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能区别于欧洲大陆国家保持长期稳定渐进发展的原因，主要应从其贯穿始终的改革着眼。英国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作某种局部调整，革除原有的弊端，完善其制度，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维多利亚时代各种类型平和渐进的改革主要是使政府及其机构适应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并解决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大量问题。工业化社会是一种两面开口的“双刃剑”，在财富急剧增长大量施惠于工业家集团的同时又有其“反社会”的一方面。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大量劳动力，英国经济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同时也使得城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工业城市成了问题成堆的地方，公共卫生、住房、工作条件、教育和就业等问题亟待解决和改善。
    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城市化的来临，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社会弊病非常明显。英国仰赖其独特的改革模式，以不断的妥协让步避免了激烈的革命。综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明显地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自由放任阶段和国家干预阶段。与改革实践相对应，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理论也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以主张自由放任演变至主张国家干预。
    在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改革理论是自由主义思想，强调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放任，政府机构越小越好，国家干预越少越好。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大陆国家普遍实行保护关税，英国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国家不能再保持超然局外的原有态度。与这种现实相应在理论界也有了变化，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理论逐渐让位于主张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一批牛津大学的学者重新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对个人应从消极的保护转向积极的帮助。摒弃自由放任旧说而主张国家干预的另一个思想流派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费边社提出“社会控制社会创造的价值”的原则，主要关心社会和经济问题。
    究其改革实践的主旨可以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37-1865），自由放任时期；第二阶段（1866-1874），从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过渡的时期；第三阶段（1875-1901），国家干预时期。
    自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就致力于使英国摆脱重商主义的束缚，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1842年开始几次降低关税。1846年废除了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至1861年英国终于彻底放弃了保护主义原则，以自由贸易作为国家指导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政策。对各类严重的社会问题，自由放任就不是一剂良药，国家尽量不去解决社会弊端，扮演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社会监护人的角色。
    1866-1874年的过渡时期，情况有了变化。国家开始在社会改革中担任较为重要的角色，较为有力地伸出其干预之手。1868-1874年格拉斯顿任首相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其改革内容有些属于旧有的自由放任原则的余绪，有些属于国家积极干预社会事务的开端。
    1875年以后英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中央机构的调节作用，积极地管理社会事务。改革的数量多且内容也比较现实，另外还注重对改革效用的监督。政府加快了工厂立法的步伐。国家进一步干预教育，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教育经费。国家比以前更注重解决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在19世纪最后25年，政府的兴趣由政治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由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
    在上述的这一转变过程中，一切相应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管理社会的职能由地方政府逐渐转至中央政府承担，有关法令由自愿执行转为强制执行，管理机构和人员由业余转变为专业化，社会伦理观上由提倡自助转为强调助人。归根结底，英国统治阶级之所以积极地干预社会事务，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消除革命的威胁。政府是改革的响应者而不是发动者。
    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政治结构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往往能适时地对各种社会压力作出反应以稳固其统治。英国以议会为基础内阁为核心的精巧政治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专制政体不同，往往不会等到被统治者的耐心耗尽之时就会适时变革而避免革命。这种状况使得英国的被统治阶级也主张渐进的改革。
    就其结果而言，以国家干预为原则的改革还是起了缓解社会矛盾，改善工人生活的作用。社会始终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这一现象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和解”。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英国统治阶级能顺应潮流适时实现其改革走向的转变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