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部分论文摘登(8)
里根经济学及其保守主义实质 何多奇(重庆师院历史系)/辛逸(山东师大历史系) 里根总统任职期间,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里根经济学取代了战后长期居主流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使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被西方舆论界誉为“里根革命”。本文试图回答,以保守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里根经济学为什么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后果。 里根经济学,是人们在探索其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时发明的一个术语。事实上,“里根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或者说是三种观念的混合物,即供应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和传统的共和党预算平衡政策”。供应学派是里根经济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有“现代萨伊”之称的亚瑟·拉弗在一次午餐会上画出的所谓“拉弗曲线”。拉弗认为,税收与税率存在着函数关系,要使社会总产量和政府收益达到最大化,则必须通过政府和生产者的明智选择确定一个“最佳税率”。而现行美国税率过高,已严重阻碍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总产量的增长。因此,摆脱滞胀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由刺激需求转向刺激供应;把所得税率降到合理水平,促进人们挣钱和储蓄的积极性,使收入、储蓄、生产恢复良性循环。这样,既能抑制通货膨胀,又能提高经济活动水平。 货币主义学派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密尔顿·弗里得曼在50年代创立的一个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该派把货币及货币运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决定就业、产量、物价波动的最根本因素。进而认定,通货膨胀是通货量高于生产增长率所产生的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保持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生产增长相适应”。 构成里根经济学的两个主要经济学流派,在反对和批判凯恩斯经济学时既相互补充,同时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歧,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自相矛盾和难以妥协的。然而,对经济学不甚了了的里根总统却以其保守的经济哲学观念,把这两个各持己见的经济学派统一、融合在里根总统经济学的旗帜之下。质言之,里根总统操纵着评判它们孰是孰非的大权,并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分歧,使它们最终统一到其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框架中来。因此,里根的保守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是连接里根经济学各个组成部分的纽带,是把货币主义与供应学派等学派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建立并经受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洗礼的国家,一开始就置于自由、独立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极少有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传统。因此,如果说美国的保守主义有什么传统价值可以维护的话,那必然同自由主义有紧密联系。20世纪前,美国的保守主义更接近于欧洲的自由主义。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尤其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的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分野。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自由主义信条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释。它放弃了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中放任自由的极端见解,认为社会稳定、安全、普遍幸福是个人自由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便意味着政府干预、中央权力在其自由主义学说中有了合法地位。同时,美国保守的自由主义仍坚持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反对“新政”进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保守主义。但此时的保守主义也已揉进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思想内容。新自由主义则贴上了“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标签。它们的根本分歧则在于对国家职能、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的不同理解。这一分歧引伸到经济上,保守主义坚持自由企业、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诸原则,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需求管理是社会安全、稳定和普遍福利的有力保证,联邦政府在税收、金融和行政上日益扩张的权力是必要和势在必行的。因此,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才出现真正的分野与界定。 本世纪60年代崛起于美国政坛的里根,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然而,里根的保守主义同30年代的胡佛、四五十年代的塔夫脱的保守主义立场已不尽一致。从里根所处的时代看,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已深入地卷进了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客观形势对于任何保守主义人士来说,是没有什么现状、既得利益可以维护的。相反,要坚持保守主义的传统就必须进行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因此,80年代在美国共和党以及里根的政治纲领中一反保守主义常态,大讲“革命”、“革新”和“改革”,里根甚至是以一个变革者和改革家的形象参加竞选并登上总统宝座的。可以说,开明的社会发展哲学同保守的经济哲学观如此奇特地重新组合,是80年代客观形势之使然。总之,里根保守主义哲学的性质是解释其“保守主义革命”的关键所在。 史学研究新方向--社会史探微 许洁明(云南大学历史系) 20世纪历史学经历了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及跨学科整体研究的探索。目前的趋势是以人、民众和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新史学的兴起。 一、社会史的兴起及定义:从完整学科意义上说社会史的兴起不早于巴勒克拉夫划分新旧史学两阶段的50年代,其真正独立学科地位的确认是70年代的事。启蒙运动时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为社会史勾画了蓝图,法国革命后米什列在人民性方面为社会史作了预言,但真正为社会史开辟道路的是年鉴学派。年鉴派提出总体史观,坚持“新的历史是全体部份构成的历史”,坚持历史学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以强化史学的认识能力研究手段。这就从总体上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战后社会史专刊著作在英美苏相继涌现:1952年英国《过去与现在》创刊,1957年美国《社会学与历史学比较研究》诞生,1958年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造反者》问世,1963年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 本世纪中期社会史的产生才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1.战后随着经济发展多元化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趋势,民众的地位提高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面面观才受到史学家普遍重视。2.社会史在选题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社会学本世纪中期才得到广泛发展,两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可能发生得更早。3.社会史依重的史料如人口普查、教区登记、金融账簿、契约文件等庞大浩繁,只有到计算机兴起的时代才能加以处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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