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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和战的得失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史研究》 陈在正 参加讨论

自一六四六年郑成功举兵海上至一六六二年收复台湾,这期间清郑双方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并出现过八次的和谈活动。本文把它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来评述双方的得失,兼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
    一、前期(一六四七年初至一六五四年十月)
    自一六四七年郑成功举兵海上,前四年经历了进攻海澄、泉州、同安、云霄、诏安、潮阳、潮州诸战役,目的在招兵征饷,并取得金、厦作为抗清的主要基地。一六五一年五月以后,在争夺海澄、漳州战斗中,郑军屡败清军,久困漳州,连陷各属邑。一六五二年十月,清政府对郑成功实行了“招抚”策略,二年中先后进行了四次和谈活动。一六五四年和谈失败后,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台湾历史学者对郑成功前期的和战关系及其得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成功“忸于坚守金厦基地,及其在漳属各地杀敌泄恨,乃采‘将计就计’、‘以挟还挟’之策,……致对李定国之迭请会师,均未及时实施。而中清廷各个击破之计,已伏下其以后在南京战败之征兆”(注:金成前:《郑成功南京战败与征台之役》,《台湾文献》第二五卷第一期。)。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清朝政府中央,或是福建一省的大吏,他们都了解成功的和议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但是他们却不敢主动的跟成功破裂和谈,只好双方迁就,甘心受其摆布。成功智慧之高,方法之妙,于此可见一斑”(注:陈三井总纂:《郑成功全传》第三章第四节,页九○,一九七九年六月台北出版。)。我认为要对这个时期和战关系的得失,特别是和谈的得失,作出较确切的评价,必须对和谈的背景,和谈的主要分歧及其破裂原因,以及和谈对双方战争所起的作用等等进行全面的探讨。
    首先,从清廷提出和谈与郑接受和谈的背景来看:所谓清“受摆布说”,首先忽视了清政府在这个时期从战转和与从和转战中的主动作用及其真实意图。在芝龙降清时郑家各部拥兵海上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当时博洛要挟芝龙北上,芝龙说:“北上觐君,乃龙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博洛答:“此与你无与,亦非吾所患也”(注:林茧庵:《荷牐丛谈》卷四。)。翌年六月,清封博洛为多罗郡王时,宣布福建“八府一州五十八县地方悉皆平定”(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四年六月二十日。)。一六四九年靖南将军陈泰奏报恢复郑采所据福建州县后,又一次宣布“福建全省已定”(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只是到了一六五一年下半年,由于成功在争夺海澄、漳州各战役中,屡败入闽援师,陈锦败死,才引起清廷震惊。在当时廷臣“密请区处海寇”的一个题本中,首先提出招抚成功的建议:
    “海寇郑成功等连陷数县,围困漳州府。目下固山额真金砺等率大兵到彼,自应旦夕扫除。但虑兵至即逃,兵回复犯,留兵戍守,措饷实难。且该省土贼处处生发,分兵防剿,又苦单弱。臣等窃察明朝崇祯年间,郑成功父郑芝龙骚扰海上,官兵屡剿无功,后招抚芝龙,海患始息。今郑成功等较孙可旺等诸贼,根株局面,种种不同。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即剿,当抚即抚。……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联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从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注:密奏区处海寇稿,《明清史料》丁编页六六。)。
    可以明显看出,清政府招抚郑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郑军已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虽没有象清吏所谎报的围攻漳州时“聚集二十七万之悍贼”(注:查报漳川解围功次残件,《明清史料》丁编页七五--七七。),但至少也有六、七万之多。这支抗清武装长于海战,一时实难歼灭,乃改剿为抚。其次,当时清朝主要兵力用于征剿中南及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各部,调不出更多兵力对付东南的抗清武装。企图通过招抚郑成功,用于镇压其他山海抗清力量,实行“以海治海”(注:佟国器复郑成功书,见《从征实录》永历九年正月条。本文凡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本书。)政策,并可破坏西南与东南抗清军的联合。打的是“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正因为这样清廷才主动提出和谈。
    至于郑成功方面,答应与清和谈,固然曾考虑到其父芝龙等一家生死之权操诸清廷之手,而虚与委蛇。但也不能忽视郑军当时在攻克漳属各县、围攻漳州的一系列紧张战斗之后,需要有补充兵源、军需、粮饷并加强训练的休整时间,为下一步的继续进攻作好必要的准备。据《从征实录》记载,当一六五三年八月李德等持芝龙信前来试探时,成功说:“清朝亦欲殆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这是成功接受议和的更主要原因,因芝龙羁京而出于应付,则是次要的因素。在谈判中成功坚持原则立场,坚持对等地位,反对“招抚”。他说:“和则可矣,奈何曰抚”(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和谈虽由清方主动提出,但成功在具体谈判中同样有很大的主动性。所谓“中计说”,否认了谈判对成功实现“中兴”事业的必要性,以及在谈判中所得到的实际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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