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以海岛为基地，以海战为主的郑军作战方法，是当时客观条件决定的。时清已统一大陆大部地区，成功起兵于海上，继承芝龙海师基础，部众多漳泉沿海之人，军饷的重要来源之一是靠经商海上，客观条件造成其十分重视海上基地，并在实战中不断成长为一支以海战为主的武装。郑成功只能依靠这些客观条件，实践他的“中兴”抱负。历史事实证明成功已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客观条件，怎能以失策责之？至于与西南李定国等会师不果，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恋海作战”的结果。
    与“孤注一掷”说商榷郑成功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起兵抗清的奋斗目标，从见诸《从征实录》所收存的文告、书信中有：“北伐丑虏，肃清中原，以建大业”，“共凑恢复之大业，而享无疆之福泽”，“刻期恢复，上报国恩，下救苍生”，“实为杀虏救民，恢复大事起见”，“总从报国救民起见，亦为勋名富贵后来子孙计”，“中兴之大事已定，我将士之勋名富贵在此一举”，“大家俱上为千古勋名，下为身家显荣”，“本藩数十年苦心，生聚教诲，……总皆从恢复起见”等等。可以看出，他虽遥奉明永历年号，但并没有正式提出“抗清复明”的口号，只笼统地提“恢复大事”、“恢复大业”。他虽有复明思想，但特别强调的是“中兴”，即推翻满族统治，恢复以汉族地主为统治的政权，实现“中兴之大业”。让成功与起兵将领做“中兴”名臣，本身及子孙得到“勋名富贵”。同时也可看出，他虽有“上报国恩”的忠君思想，但特别强调的是“下救苍生”的“爱民”思想。成功在北征的布告中反复强调“民为邦本”，并说“自古做大事以得民为本”，重视“收拾民心”。告示中严禁抢掠财物，奸淫妇女，特别对“江南效顺百姓”，严令“敢有擅动民间一草一木者，本犯枭示，大小将领连罪不贷”，并指出虽不得已要“就地方取粮”，但要求“虽取民之中，必存爱民之意”。当然不容疑义，成功的“爱民”思想的性质是统治阶级的“收拾民心”，是对被统治的顺民的保护。台湾学者的文章中普遍强调成功的“抗清复明”和“忠君报国”思想，对其志在“中兴”、“救民”的主导思想重视不够。对其“上为千古勋名，下为身家显荣”的封建的荣宗耀祖思想，更讳而不提了。
    郑成功“北伐丑虏，肃清中原，以建大业”的远大抱负，是他多年来的“苦心”，早在举兵海上时就下了决心，在他拒绝清廷及芝龙劝降时，与其弟世忠书中表明，“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抗清恢复的意志是十分坚定的。但要实现他的“中兴”大业，必须分步骤进行。初期以巩固金厦基地为中心的攻打闽南、粤东沿悔，是实现“中兴”的第一步。他在一六五一年五月攻打海澄、漳浦时说过：“欲图进取，先从漳起手，此番杀他一阵，则漳虏慑服，集兵裕饷，恢复有基矣。”一六五三年三月为了粉碎金砺的进攻，同意张名振派舟师直入长江的建议：“捣其心腹，虏无暇南顾，藩主得以恢复闽省，会师浙直，可指日待也”。可见第一步是先“恢复闽省”，接着再“会师浙直”。一六五四年十月遣师南下勤王的同时，发水师北征长江。在其给李定国书中解释说：“水陆并进，规复金陵”。可见恢复浙、直，攻克南京，是实现“中兴”的第二步。期望金陵破则“闽粤浙楚以及黔蜀之豪杰志士悉响应矣”（注：江日升：《台湾外纪》顺治十四年四月。），以实现东南、西南抗清军的大联合，恢复半壁河山。一六五六年复李定国书中又指出：“现提水陆精锐，收恢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向。……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官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注：郑成功一六五四年、一六五六年二次与李定国书，均载《从征实录》，前书记在永历八年十月条，后书误排在永历八年二月条下。）。可见当时计划攻克南京后，就要会师北京，推翻清王朝，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他实现“中兴”的第三步。而且明确的说这是“夙愿”。后来由于南京战败，随着实现战略的转移，挥师东征，收复台湾。进兵北京的计划没有实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征长江是实现成功起兵时的“中兴”抱负的一个步骤，不是清算了十年来沿海经略之失策后突然提出来的新战略。北征是郑军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不能因其进攻南京失败而认为是“孤注一掷”。因此朱希祖先生的批评：“成功专取下策，不能高瞻远嘱，以赴时期。昧定国之良图，弃全斌之上算，往往欲为孤注之掷”（注：朱希祖：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也是脱离当时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而妄责或苛责于古人。郑成功比他同时代的抗清将领高出一筹，正是他能“高瞻远嘱”，有远大抱负，而且坚贞不屈地为之奋斗终生。
    战略地位的变化对北征失败的决定影响成功北征南京的失败，“中兴”计划的破产，与个人指挥错误当然也有关系。特别是一六五九年北征初期，攻无不克，如入无人之境，取得战役的接连胜利后，严重滋长了胜而骄的轻敌思想，不听诸将速攻南京城的多次进谏，竟采取“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的长期围困的战略，以致清军援师云集，郑军反被击败。同时，这与成功“凡事独行独断，不与人商量”（注：郎廷佐揭帖，顺治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到，《明清史料》己编页五二九--五三一。）的自负个性也有关系。战败后成功自己承认“是我欺敌之过，轻信余新所致也”。
    但应该看到，北征之役先胜后败，更加根本的原因是受全国抗清斗争总形势的制约。起兵初期清军主要兵力是在对付西南抗清主力军，这为成功在东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形势。至二六五四年最后一次南下勤王不成，李定国败退南宁，西南抗清形势已起了不利的变化，东西会师已经不可能了。一六五七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兴兵相攻”（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孙可望降清后抗清力量又大为削弱。清廷于十二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赵布泰、宁南靖寇将军罗托分别由四川、广西、湖南三路进攻贵州，一六五八年五月，三路大军已先后进入贵州境内，大批抗清军降清，西南抗清事业已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同月郑成功开始的北征，虽攻下平阳、瑞安等地，“全浙震动”（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对挽救西南颓势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因八月羊山遇风，耽误八个多月的时间，至第二年四月才组织再次北征南京。这时云南已被平定，罗托等官兵已开始撤回，清军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对付郑军了。当成功由镇江进逼江宁时，贵州凯旋之官兵有的已驰抵江宁，参加了南京战役。据江南总督郎廷佐奏报：“侮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从荆州乘船回京，闻贼犯江宁，星夜疾抵江宁。臣同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船八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二十艘，印二颗”（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五十八年以后康熙帝在回顾此事时，犹说郑成功“进围江宁时，满兵甚少。值贵州回军之副都统噶褚哈等至，同江宁将军喀喀木合军出东门，于明太祖陵南诱贼进三十里，大败之，歼其众”（注：《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可见西南平定，清军回师援宁起了重要的作用。八月七日，安南将军明安达里凯旋之军也抵安徽荻港，迎战杨文英等于南京上游的扬子江港口（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可以预测，即使成功顺利攻克南京，也将会被先后赶到的各路援军反包围，变成孤军深入内地，从事陆战为主，同样有覆灭的危险。所以，成功北征失败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个人指挥上的失策，而是战略地位的不利变化。当时成功不顾张煌言的忠告，罗子木的哭谏，大踏步地撤兵还厦，保存实力，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不愧为才能卓越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