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胜负的最根本因素在于人心的向背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注：《毛泽东选集》卷四页一二四六。）。郑成功前期抗清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与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成功起兵时，福建正处在“义兵所在蜂起”的人民抗清高潮。一六四七年围攻泉州时，“山海遍发，四面蜂起”，“民心欣叛”（注：赵国祚揭帖，顺治五年八月六日，档案馆。）。一六五一年攻漳浦、云霄时，“寨堡村民，举家裹红入伙”，“遍地皆贼”（注：硕子等题本，《明清史料》丁编页五四--五六。）。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占领漳州后，“旬日之间，一郡十一县相继沦失。”“实起于濒海一带刁民绅衿，暗通线索，揭竿附会，遥相煽惑，遂使撄城将吏，咸无固志，望风纳款”（注：兵部题本，《明清史料》己编页二四六。）。除得到沿海广大人民积极支持外，还得到部分地主绅衿的支持。至本期攻打闽粤浙沿海时，仍有人民响应，出现“山海交讧”局面。虽规模与范围已不如前。如一六五六年攻打闽安进逼省城之时，“宁化、清流、归化等处诸贼，亦即同时并起”。清朝地方官认为“闽中山贼在在窃发，随剿随起，皆由海逆郑成功元凶未殄，招纳四方亡命，密布上游，以为内应”。或说“山寇窃发，皆由郑成功暗地号召，牵制我兵，得以恣其虐焰，所以山寇趁时而蜂起”（注：陈应泰揭帖，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九日，档案馆。）。这些举义皆由成功组织号召的说法未必尽然，应该说多半还是自发的响应。一六五八年成功大举北征后，坚持在闽西的抗清武装，自称总督提调水陆兵马都督大元帅、镇闽侯温丹初“率党千余”，“号召闽粤不轨之徒，响应海逆，以为声援”（注：成性揭帖，顺治十五年八月，档案馆。）。时有成功部将萧拱成之弟萧拱平密书相通，故“温逆与郑逆勾连，山海贼情，呼吸相通”（注：佟国器揭帖，顺治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档案馆。）。这时闽北也有林文等“外结海寇，内通奸宄”（注：李率泰揭帖，顺治十六年六月，档案馆。）。成功攻浙东沿海时，也出现有“勾煽山贼，伪牌伪票，四出纷纭”（注：赵国祚揭帖，顺治十六年二月，《明清史料》甲编页四四三--四四四。）的现象。一六五九年成功进入长江后，“土贼乘机哄起”（注：苏弘祖揭帖，顺治十七年二月，档案馆。）。出现上游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闻风归附的可喜局面。但多属局部、个别现象，有的是郑军攻打后才直接激起的。东南人民抗清高潮早已逐渐削弱。
    除直接响应外，沿海人民也在物资上对郑军积极支持。有的“领本贩运，以资贼饷”（注：成性揭帖，顺治十五年十月，《明清史料》己编页四三六--四三八。）；有的“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建郑孽”（注：佟代题本，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明清史料》己编页二四九--二五○。）。郑军能够坚持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正是由于得到人民各种形式的支持的结果。
    随着各地抗清武装的先后被镇压，清政府进一步统一全国，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主归附清朝，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结合，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同时清廷开始改变初入东南时的大规模屠杀无辜的暴虐政策。如一六五六年后在敕谕东南、西南地方督抚中，公开谴责“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从海逆郑成功者实繁有徒”。乃改取广布招徕，实行“恩威并用，讨贰怀服”的统治政策（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七月二十四日。）。抗清力量因而日益瓦解，抗清思想也日益淡薄。而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随着人民厌战情绪的增加，对抗清战争的支持也就不断削弱。李率泰先后三次入闽，目击民情日益凋敝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指出：“顺治三年间（公元1646年），职随征开闽时，窃喜地方殷盛，甲于东南。比顺治五年，职领兵恢闽，视三年时已减其半。今则五年更十不存一矣。……是以计里则百家无一户之存，计户则百人无十人之活。……不意极殷盛之名疆，遂成极凋敝之危地”（注：李率泰揭帖，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档案馆。）。
    还应指出，郑成功当时是拥有一支一、二十万的武装队伍，长年征派四出。对不服征输的“逆寨”、“逆民”更焚杀无遗。在清统治区作战时掠夺财物、妇女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是成功在文告中公开允许的。这样，作为地主阶级武装的郑军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不能不日益加深。必然会逐渐失去人民对它的支持。随着后期郑军反民族屠杀、压迫的进步色彩的日益减退，而汉族地主阶级与得到部分汉族地主拥护的满洲统治者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的性质日益突出，人民对郑军的支持也逐渐削弱，渴望和平、统一的思想开始日占上风。南京惨败，从军事上说对郑军还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当时政治上拥护全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注定了郑成功的抗清前途必然暗淡无光。
    尽管如此，郑成功初期的抗清是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杰出的军事家，有很强组建军队、指挥作战的能力，打了不少胜仗，军事指挥一般也是正确的。北征与抗清的最后失败，主要不是成功个人指挥失策造成的。历史从来不是按某一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意志随心所欲创造的，而是由客观的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页六○三。）。郑成功在当时客观环境所允许下，为实现“中兴”事业已发挥了很大的个人主观能动性。他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南京虽战败，仍没有丝毫动摇自己的信念。但越到后来“恢复”的愿望越成为主观的空想，越与人民要求统一的趋向背道而驰。使他在十七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政治舞台上，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一个主角。正当他处在危亡时刻，能当机立断，毅然转向东征，实行战略性的转移，实现驱逐荷兰侵略者，完成收复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伟大历史使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赞颂。